还有一种，是在乡野地方做买卖的，并没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说“行曰商，止于贾”）。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孟子》：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中有利，罔罗而取之（《释文》陆云：龙断，谓冈垄断而高者）。
这种市大概是设在野田墟落之间的。未必终年都有，不过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农氏日中为市，大概就是这一种制度。《酒诰》上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大概也是农民于收获之后，去赶这一种贸易的。
工业也是这样；有一种人，是专门做工的。就是《曲礼》所谓“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考工记》所谓“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植之工二”。这一种工人，是立于国家监督之下，而从事于制造的。所以《荀子》说工师之职是“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至于民间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可以推见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国人某〈忘其名〉《新疆游记》，说新疆沙漠地带，往往隔数里或百里，有一块泉地。这种泉地里，都有汉人在那里耕种。除掉金属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够自制，可以无待于交易的）。
古代的社会，经济程度幼稚，每一个部落，大概都有经济自足的意思。所以种种需用的器具，必须自造。工业就不得不特设专官。实在不能自给的，也得要仰给于人；然而这时候社会的经济情形，未必一切货物都能循供求相剂的原则，得自然的调剂。有时候缺乏起来，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国家和商人，也有相依为命的时候。看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可见（《左传》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虽已大略讲过；然而古代货币的情形，也得考究它一考究，才能见得当时社会交换的状况。按我国古代用为货币的，最多的就是“贝”，次之就是“布”。所以“货、贿”一类的字，都是从贝，而后世的货币，还名为布（参看近人《饮冰室丛著·中国古代币材考》）。至于金属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记·平准书》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
但是当时的制度，业已不可详考，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其有一定的制度，实在起于周朝。《食货志》又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钱圜函方，已经近于铸造货制。黄金虽然还在秤量时代，也已经明定一个用法；粗看起来，似乎金铜两品“相权而行”了。然而实在不是。古代的黄金，并不和铜钱相权，而且黄金之外，用为货币的，还是珠玉，这都是用之于远处，偶一行之，并不是常用的货币。《管子》说（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较今本《管子》为简明）：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可见“珠玉黄金”，不过当饥荒之际，需用极远地方的货物，偶一用之。至于平时民间使用，却系用两种铜钱相权。所以周景王要铸大钱，单穆公说：
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然而据战国时代李悝所计算，则当时民间需用铜钱之数，也很少的。大概社会上的经济，一大部分还在自足时代。请看下节。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21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它的特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私有的制度”还没有起源，一个人的生产，不是为着自己而生产，都是为着全社会而生产。一个人的消费，也不必自己设法，社会上总得分配给他一份。所以当时的农工商，并不是为自己要谋生活，才去找这件事干的；是社会全体，要经营这种事业，分配到他头上；所以他们都是“世业”，并没有“择业的自由”。所以当时就是不能工作的人，分配起来，也得给他一份。《王制》上说：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义》：此等既非老无告，不可特与常饩；既有疾病，不可不养；以其病尚轻，不可虚费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廪饩食之）。
都是根据这一种“分配制度”来的。就是孔子所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梦想的也是这一种经济组织。
但是这种组织，到后来破坏了。为什么破坏呢？我说有两种原因：
一、当时社会上，有贵族、平民两种阶级。贵族阶级侵夺平民阶级。
二、因生产的方法进步了，各部落都有余财，交易之风渐盛（一个部落里，虽没有私有财产的人，然而部落的财产，却是私有的。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间，仍可互相交易）。因交易之风渐盛，而生产方法格外改变。从前各个部落，都得汲汲乎谋自给自足的，到这时候却可以不必（缺乏了什么，可以仰给于其他部落）。于是个人渐可自由择业，而财产私有之风以起（参看《建设杂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所以当时旧组织的崩坏，第一件，便是井田制度的破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寥寥数语，把井田制度破坏的原因，说得十分透彻。这分明都是贵族侵夺平民的。再看朱子的《开阡陌辨》（《文献通考》卷一）。
《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当衰世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悉除禁限……听民兼并卖买……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
这一篇说话，尤可见得井田制度的破坏，全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井田制度，是古代共产社会的根本，井田制度一破，共产社会的组织就从根本上打消了。
按李悝替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说（《汉书·食货志》）：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则当时的农民，就便实有百亩之田，养活一家五口，已经不足；何况照上文的研究，决没有百亩之田。再看韩非子的说法（《五蠹篇》）：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更何况一家又绝不止五口呢。然则当时的农民过什么日子呢？
其第二件，便是商业的发达。阶级制度全盛的时代，一切享用都要“身份相称”，下级社会的人，有了钱也没处使用（《白虎通·五刑篇》：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庶人虽有千金之币，不得服）。所以商业不能大盛，加以古代生产的方法幼稚，平民社会里，也实在没有几个宽裕的人。到后来，生产的方法渐次进步，阶级的制度又渐次破坏。只要有钱，凭你怎样使用。这种旧制度，就一天天地崩坏了，《汉书·货殖传》说：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这几句话，把商业发达的情形，叙得了如指掌。《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俨然是一种大规模的竞争了。
还有一件，便是古代所谓名山大泽，与民同财（见第一节）的地方，到后来，都给私人占去，于是农民非常之苦，而畜牧、树艺等事业，却非常之发达。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干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三种人，一种是“大地主”，一种是“商人”，一种是“擅山泽之利”的。终前汉一朝，始终是社会上的富者阶级。这个且待第二篇再讲。
社会上经济的变迁剧烈如此，于是拜金主义大为流行。“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擅丹穴之利，“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而穷人则：
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厌糟糠（《汉书·食货志》）。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相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史记·货殖列传》）。
其受生计压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则《史记·货殖传》说：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总而言之：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