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话，用如今人的眼光看起来，荒唐极了。然而古代的社会现象，也无一不出乎此，即以政治论，万物的生成，都出于天；天上主化育的，就是五帝；王者代天宣化，所以有“感生”之说（《诗·生民·正义》引《五经异义》：“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按《诗》“履帝武敏歆”，郑笺：“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媒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于是遂有身……后则生子……是为后稷。”又《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笺：“玄鸟，也……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郑康成先学韩诗，笺诗多同韩义。感天而生，所以谓之天子）。四序之运，成功者退，所以有“五德终始”之说（俞樾《达斋丛说》：五德更王，古有二说。《汉书·律历志》载《三统历》曰：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说也。《文选·齐安陆昭王碑》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说也……秦自谓以水德王，此相胜之说。周火故秦水也。汉自谓以火德王，此相生之说，周木故汉火也……）既有五德终始之说，一姓就不能终有天下，所以有“易姓革命”之说，革命的命，是指天命而言，所以王者之兴，有受命之说（受命是指符瑞而言。有一种符瑞出现，便是天命他做天子的证据。譬如“河图洛书”，就是符瑞的一种。详见《诗·文王篇·正义》。《孟子·万章篇》……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把天心和民意，打成一撅，荒怪之说，一扫而空，高则高矣，然而是儒家的学说，不是古代的事实）。王者的治天下，全是奉行天意，所以治定之后，要封禅以告成功（《白虎通·封禅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天也）。所以王者的治天下，是对于天而负责任；既然是对于天而负责任，对于人自然是不负责任的了。这是从大处说的，若要逐一仔细说起来，就千言万语也不能尽。读者诸君，请把惠氏栋的《明堂大道录》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古代一切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了（因为明堂是中国最早一个神秘的东西，一切宗教上的崇拜，都在这里头，一切政治，都在这里头施行，一切学术，也都发源于此的）。此外一切现象，古人也没有不用宗教去解释它的。看《白虎通》的《五行篇》，就可以明白。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变迁25
中国文字的起源，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据《正义》，则“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后世圣人”，是黄帝、尧、舜。再看许慎《说文解字》序说：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则文字起于黄帝，殆无疑义26。然而《尚书·伪孔传叙》说：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伪孔传》原是不足论的书，它要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所以不得不说伏牺时有文字。然而这所谓《三坟》、《五典》，也是杜撰的（《左传》昭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注“皆古书名”。《伪孔传》根据于王肃，杜预和王肃，是互相依附的〈见丁晏《尚书余论》〉，尚且只说“皆古书名”；此外《正义》所引诸说，无一和《伪孔传叙》相同的；故知此说定是杜撰）。所以此说原不足论，然而《正义》申它的话，却颇可注意。《正义》说：
《尚书纬》及《考经谶》，皆云三皇无文字，又班固、马融、郑玄、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按《伪孔传》虽根据王肃，然辗转相传，至东晋时才出现。又未必尽肃之旧，所以又有异同的地方）……又仓颉造书，出于《世本》，仓颉岂伏牺时乎？且《易·系辞》云：黄帝、尧、舜，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是后世圣人即黄帝、尧、舜，何得为伏牺哉？……不同者……其仓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仓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衷、傅玄，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仓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广雅》曰：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十纪者……禅通，九也……如揖此言，则仓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又依《易纬通卦验》，燧人在伏牺前。表计真其刻日，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郑玄注云：刻，谓刻石而记识之……又《韩诗外传》称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子》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二而已……是文字在伏牺之前，已自久远，何怪伏牺而有书契乎。
义疏强中传说，本不足论。所引崔瑗……之说，要破司马迁……之说，也未必有力（就使崔瑗之说是真的，古人同名号的很多〈譬如尧的时候有共工，伏羲、神农之间，还有霸九州的共工〉，安知古时候有个“王者”的仓颉，黄帝时候不再有个做史官的仓颉呢）。然而说伏牺以前，久有文字，这话却未可一笔抹杀。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天下断无突然发生的事情，说前此都是结绳，仓颉一个人，“见鸟兽蹄迒之迹”，突然创造文字，也不合理。所以我说：文字断不是一人造的；从黄帝以前，必已发生很久，不过书传传说，都说是起于黄帝时代，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史官是管记事的，是用文字的，就都说文字是他所造罢了。
然则书传传说，为什么要说文字起于黄帝时代呢？按《易·系辞》说：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则书契之用，是到黄帝时才广的，以前不过仍用之于“升封刻石”等事。所以大家都说书契是起于黄帝时了。
《说文解字》序又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传》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按：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这句话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说起来，自多在黄帝以前；许慎的意思，也未必有异。照此处文义看起来，却像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辞害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依《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向来讲“文字的历史”的，都根据它。我却有点疑心，为什么呢？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的整齐？二、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仓颉》、《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童“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童，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午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十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他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序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吗？
所以我疑心：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不过有《仓颉》、《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给人家念熟了记牢了罢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类的书都是没有的。这么说，就可以见得中国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渐次增加，并不是有一个人（像仓颉、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条理系统，把它创造或改良的（难我的人要说：既然是逐渐发达，何以所有的字，分明能把六书来驾驭它，何以能这般有条有理呢？那么，我要请问，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书来统御它，难道他们是通“六书义例”的吗）。
以上的说法，似乎奇创，然而其中似乎也有点道理，请“好学深思之士”想一想。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它（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序，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序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
至于作书的器具，古人所用的，有竹木两种：木的唤做“牍”（《说文》：牍，书板也），唤做“版”（《管子·霸形篇》注：方，版牍也），又唤做“方”（《仪礼·聘礼》注：方，版也）。板长一尺（《玉海》），所以又唤做“尺牍”。小的唤做“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也唤做“牒”（《说文》：牒，札也。札，牒也），大的唤做“椠”，椠长三尺（《释名》）。方而有八角，有六面或八面可写的，唤做“觚”，又唤做“稜”（颜师古《急就篇》注：觚者，学书之赎，或以记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谓之“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契，刻木以记事也）。把它分做两半，则或唤做“契”，或唤做“券”（《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常执左券”，则左半唤做券，右半唤做契。然亦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竹的唤做“简”，又唤做“策”（《仪礼·既夕》注疏：编连为策，不连为简。案这也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也有用帛的，则谓之“缣素”（见《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注）。编连起来是用“韦”（《一切经音义》十四引《字林》：韦，柔皮也），所以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写字是用笔蘸漆，书于简牍（《物原》：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竹简）。写错了，就用刀削去，所以“刀笔”连称，又说“笔则笔，削则削”（《汉书·礼乐志》：“削则削，笔则笔。”注：“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曲礼》疏：“削，书刀也。”则削简牍的刀，亦可以唤做削），这种写字的法子，是很繁难的。所以古代的文化，发达得很缓慢。
第三节 东周以后的学派
研究古代的学术，先得明白两种道理：
其一，古代的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到后世才从宗教中分了出来。其二，古代的学术，是贵族所专有的；到后世才普及到平民。
因此，讲我国的学派，只得从东周以后起，因为西周以前，学术是和宗教合而为一的，是贵族所专有的。看本章第一节，已经可以明白它的思想；看了古代的一切制度，就可以明白它的外形了。
东周以后的学派，可考见的，无过于《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头，述他的父亲谈所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所根据的刘歆《七略》。且把它节录在下面。
司马谈所论，是“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他说：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正义》顾野王云：祥……吉凶之先见也）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几句话，是总论六家得失的。以下又申说他的所以然道：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所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解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按好比论理学，过偏于形式，而不顾事实）；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他所主张的，虽是道家，然而他篇首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则他也承认此六家是同可以为治的。他议论当时的学问，专取这六家，大概也就是取其可以为治的意思（如农家、兵家等，不是用于政治上的，所以都没论及）。刘歆的《七略》，除《辑略》是“诸书之总要”外，其《六艺》一略，和《诸子略》里的儒家，是重复的。《诸子略》中，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去小说家，谓之“九流”。《诗赋》一略，和学术无甚关系（在后世的文学中，也只占一小部分）27。《兵书》一略，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术数》一略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方技》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其中尤以《诸子》一略，为学术的中坚，咱们且节录它所论各家的源流宗旨如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尚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它又论兵家道：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又论术数道：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记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五行者，五常之刑气也……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杂占者，记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盖参卜筮……形法者，大举九州之执，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又论方技道：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以上所论，除儒、道、阴阳、法、名、墨六家，和司马谈所论重复外。杂家不能称家，小说家只是收辑材料，不能称学。术数一略，包括天文学、历学和古代的宗教学，亦不能出于阴阳家以外。方技四家，实在只算得一个医家（医经是医学；经方是药物学；房中是专研究生殖一科的；神仙虽然荒唐，却也以医学为本，所以现在的《内经》，屡引方士之说，后世的方士，也总脱不了服食等事）。与纵横家、农家、兵家都在司马谈所论六家之外。所以我国古代的学术，有：
儒家（偏于伦理政治方面）、道家（偏于哲学）、阴阳家（古代的宗教家言，包括天文、律、历、算数等学）、法家（偏于政治法律方面）、名家（近乎论理学）、墨家（也在伦理政治方面。而敬天明鬼，比起儒、道两家来，宗教味略重）、纵横家（专讲外交）、农家、兵家、医家。
而诗赋一略，也可以称做文学。
它推论各家学术，以为都出于王官。虽所推未必尽合，而“其理不诬”。可以见得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的情状。
以上所论，战国以前学术界的大略情形，可以窥见了。至于详论它的分歧变迁、是非得失，这是专门研究学术史的事，不是普通历史里讲得尽的，所以只好略而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