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族：伯禽，封鲁；唐叔虞，（成王弟）封晋；周章，封吴；召公奭，封燕；康叔，封卫等。
古代帝王后代：微子（殷商后代），封宋；妫满（舜的后代）封陈等。
主要封国
据古书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其中，最重要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在今河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在今山东；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在朝辅政，子伯禽就国，在今山东；宋，商贵族微子启的封国，在今河南；燕，召公奭的封国，在今BJ；晋，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在今山西。
宗法制度
含义
宗法制是以血缘宗族关系来分配政治权利、维护贵族统治的制度。
目的
①解决贵族内部的矛盾（继承权力、土地和财产问题）；
②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保证王权的稳定；
③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利，维护政治联系。
内容
以嫡长子继承制度为核心。无论周王、诸侯、还是卿大夫和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是土地、财产和权利的主要继承者，有主祭祖先的特权，地位最尊贵，故嫡长子也被称为宗子。在宗法制度下，由嫡长子传宗继统，这个系统成为大宗。
嫡长子继承制在殷商末期确立（不是在西周确立）。
严嫡庶之辨，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母兄弟为小宗。
宗法制度确立了严格的大宗、小宗体系，大小宗是对立的。
特点
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大小宗具有相对性。
血缘纽带与政治相结合（国与家）。
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不仅是家族等级关系，也是政治隶属关系。
森严的社会等级。
作用
宗法制度通过血缘的亲疏，确立起一整套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保障各级贵族能够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
宗法制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强化王权，把“国”和“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强化了以大宗为代表的贵族特权地位。
西周政治建制原则和指导思想。
（宗法观念）成为规范社会，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
礼乐制
周朝制订了各种礼乐制度，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分封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
周朝礼乐制度严格钟为统治阶层独享[3]。中国古代的乐器浩如烟海，周朝时有记载的就有80多种，仅《诗经》中提到的乐器就有29种之多，周朝以制作乐器的材料的不同而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方法乐器被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亦称八音。
东周
春秋
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能在政治、军事中占据主导地位，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前后共有数位诸侯依次成为霸，史称：春秋五霸。
（霸，政之名，即伯，音转为霸，又称州伯、方伯，即诸侯之长，其职名为会诸侯、朝天子，实为迫协诸侯、把持其政）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这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动荡局面。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
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
《史记》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而《荀子·王霸》则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中学历史教科书兼顾两种说法。
战国
战国七雄是指战国时期的七个最强的诸侯国，也代表了除了周文化之外不同文化体系（楚文化、齐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燕文化）。经过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的无数次兼并战争，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实力最强的七个诸侯国分别为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七个国家被历史学家称作“战国七雄”。
除战国七雄外，还有越、巴、蜀、宋、中山等大国。小国尚有郑、卫、东周、鲁、滕、邹、费等，但其实力与影响力皆远远不及战国七雄，只能在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且最终均为七雄所灭。
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
汉朝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
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天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后因战略失当，被汉廷和梁国联手平定，七大功臣为：汉廷方面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梁国方面刘武、张羽、韩安国。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西晋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内乱。这场权利角逐中核心人物有皇后贾南风[4]和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后，外戚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即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痴呆低能，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兵杀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任用贾模、张华、裴頠等人，使天下保持相对安定。
公元299年（元康九年），贾后不顾张华等人的劝阻，以阴谋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1]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发兵废杀贾后、张华等。之后司马伦掌控了大政。
公元301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司马冏起兵讨司马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赐死司马伦。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公元302年（太安元年），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
公元303年（太安二年），司马颙、司马颖合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司马乂，将其交给张方，被张方烧死。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司马越对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
公元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
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之后“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
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奉天靖难，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政变。
明太祖朱元璋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橚，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榑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
建文帝以为准备停当了，便秘密下令擒拿朱棣，但是没有成功，再加上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朱棣于1399年（建文元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无大将可用，只好起用幸存的老将耿炳文统兵北伐，又派李景隆继续讨伐，而建文帝也缺乏谋略，致使主力不断被歼。朱棣以北平（今BJ）为基地，适时出击，灵活运用策略，经几次大战消灭官军主力，最后乘胜进军，于1402年（建文四年）攻下帝都应天（今江苏南京）。战争历时四年（1399—1402年）。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于宫中自焚死，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太宗，嘉靖时期改为明成祖。
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BJ。1421年，迁都BJ，称BJ为京师，南京为留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