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背起背包又到独立师去了。
这独立师原是河南部队，一九四五年夏天参加中原突围来到华东。他去的时候，这部队刚接到密令，要他们出击到敌人后方，把战线扩大到蒋管区去。朱彤心就跟着去了敌后，没了消息。过了一年，我们打到河南，与独立师会师了，我们去找他却没找到。师首长告诉我们：刚从沂蒙山打出来不几天，朱彤心就叫敌人飞机打伤了腿。当时部队正被十几倍的敌人追击堵截，情况紧急，无法带重伤员走。只好给他二十块银元，把他交给了沿途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埋伏起来。结果，我们前脚走，追击的敌人后脚就到。蒋管区的群众条件不同于根据地，估计他是牺牲了。师首长说：“当时的敌情老朱全知道，可这个同志很有党性。组织和他谈过话，他十分镇定，既没哭天抹泪，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他只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决不做叛徒，给我留下颗手榴弹吧。”
许多人听了都掉了泪。有人提议给他开个追悼会。队长说，并没确实牺牲的消息，追悼会是开不得的。
过了两年，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骑了匹马，还带了个警卫员，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他老远就跳下马，大声喊道：“奶奶的，到处打听你们驻地，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来了。大家围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队长拉着他上队部去，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县长，这马卸不卸？”他说：“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叫老刘帮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刚才叫你什么？什么长？”
“县长。临时的！”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找到你们了，我就要回来了。爱什么长什么长，叫别人干去吧，我还是写我的剧本。”
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可那家老乡不错，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过去。敌人是追击我们的，一走一过，并没久留。他养了个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换上便衣去追队伍。但走错了方向，找到豫皖苏地区去了。地方武装把他收留下来审查了些天，经过几次战斗，发现他是个真干革命的，提他当了区小队队长。革命形势发展挺快，水涨船高，区小队变县大队，县大队改独立团。他当上豫皖苏边界上一个小县的副县长了，这回是带民工队来支援大军渡江。
大家称赞他干得好，给宣传队露了脸。他说不行，他的创作始终也没搞出来，另外他还犯过错误。在镇压土匪时，他要把一个被抓去才当了两天土匪的人也枪毙。那人村里的老乡来作保，他说：“谁再来保，连保人也一块毙！”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场时，专区领导赶来参加公审会，才把这事纠正了。领导同志问他：“明知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两天，什么罪行都没有，你为什么毙他？”他说：“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领导说：“你不会先押着他？”他说：“我天天打游击，自己还没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这区小队总共九个人，再派一个看着他，不更拉不开栓了？”结果给了他个警告处分。
这晚上他大概跟队长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肿了。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他要求回来；队长说现在他在担任支前的领导工作，不能调他，等渡过江去，安定了再说。他要我们渡江以后经常提醒队长，叫他别忘了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早知道我在这儿学习，可因为他一直没写出象样儿的作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好意思来找我。
这一年间，我们每逢听课就见面，甚至学员开讨论会他也来听。他学得很认真，有些理论课几乎都背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说以前搞了多年创作，始终没明白什么是文学，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干一场，“非吓你们一跳不可！”
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没有来信，也没见他有吓人一跳的作品印出来。一九五七年，倒传来了“吓人一跳”的消息，西南来的熟人告诉我：他成了右派。
我问：“他怎么会成右派？为什么？”
“说是他从北京回去后，领导要他向本系统的干部讲讲学习心得，他在讲话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冯雪峰，极力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此外，他多年来念念不忘要当作家，这说明他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已发展到了极点，使他变质了。”
这以后我自顾不暇，再也没打听他，再也没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去西南采访。偶然向人一打听，听说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处分改正了，党籍恢复了，可分配不出去，没单位要他。
“为什么？”
“他得了癌症，医院都不给治了，谁调这么个干部来专等着开追悼会呢？”
我听到这消息，专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个电影院附近的小木楼上。只有一间屋子，中间拉个布帘，外边住他女儿，里边住他夫妻二人，东西又多又乱又脏。他身上穿一件旧咔叽干部服，胸前、袖口、领边仍焕发着“铁甲”般的光辉；人很虚胖，脸色焦黄，眼神却极活跃，但总是咳嗽。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坐着呆了半天，还是他先开了话头。
“你近来写的小说我都看了，好咧！他妈的我不行了，我得找点别的事做做！”
我说：“你该先养身体！”
他说：“我要是天天总想着肚里的肿块，活得太不耐烦。想不想反正它都丢不了，由它去！”
我问他怎么得的？他说是十几年来在一个盐碱地区劳动，喝那儿水喝的。先是肾结石，后来变成了胃癌，再后来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开刀，他见同屋住的三个人，两个开过刀都死了，就不肯开。不开医院叫他出院。他说：“出院就出院，现在我找个土医生治。”
我问他：“见效吗？”
他说有效，不过要吃点苦。这医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种药敷在他胳膊上，这胳膊敷上就发炎，溃烂，流浓血。胳膊一烂，肚里就轻快，疼痛也轻了，咳嗽也弱了。这胳膊一收口，肚里就又闹腾起来。于是就用药再敷另一条胳膊。
他说：“我查过古医书，这办法古已有之，属于视由科。”
我装作极有信心，劝他坚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极有信心，说决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来时，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说“再见”，可谁也知道难得再见了。
果然，今年春天开中篇小说评奖会，云南来了位作家。我问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况吗？他怎样了？”
“他死了！前两三个月死的。我也才听说。”
我说：“他那病能活这么多年，够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说：“是的，在国外，癌症病人多延长一年生命都是医学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这消息说给一些熟人。熟人都并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说他要从政，可以当个不错的地方领导；若从军，至少也是副军级的指挥员了。可惜鬼迷心窍，要当败兴的作家，不但一事无成，反搭了条命进去。
我把这事说给我爱人听。她说：“你该写篇文章纪念他，这人对自己理想的坚定劲，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腊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里就构思这篇文章，刚想出个头绪来，外边有人敲门。我爱人去开了门，问了两句什么，便面色惶惑地说：“有人找你……”
我问：“谁？”
“他说叫朱彤心！”
“什么？你听错了！”
可朱彤心已经进来了。瘦高的个子，晃晃荡荡，一件旧军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挂在衣架上。他的脸又恢复了瘦干巴样，却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门说；“你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换汽车换了三次！”
我说：“你这是……”
“我出差来了，来看看你。”说着把一个纸盒放在桌上，“顺便带来点白木耳。”
我问：“你一个人就来出差了？”
他说：“是的，临时帮忙，来参加个种植白木耳的经验交流会。”
我问他：“你怎么种起白木耳来了？”
他说：“这得感谢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凶险了一阵，我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我想：我的吓人一跳的作品，费半天力也没写出来；眼看剩下这点时间，更没指望；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我以前在下边劳动时，摸索着种过白木耳，自信掌握了点诀窍。前两年，有些熟识的社员进城找我打听种白木耳的窍门，我就干脆向组织申请，搬回到乡下去。效果不错，不少人家富起来了，群众说还是共产***好，不光有拨乱反正政策，还有帮助农民劳动致富的共产党员。这虽对我是过奖了，可我也觉得这两年确实过得很值得，确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时间。”
我问：“那么，你的病呢？”
他说：“还在肚子里。摸摸还满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样儿又脱过去了！我这辈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认真去办的事，多半办不成；凡我无意去干，被形势所迫去干的事，多半倒都干得还可以。连病也这样！那一阵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凶险了。我下去后把精力全撂在帮大家种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说：“你可以总结一下，这里或许有点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有的，有的！”他说，“只是还说不明白。你看，我参加打仗，是敌情逼的，不杀敌人他就杀我，结果仗倒打好了。开辟新区是政治形势逼的，不开辟根据地我们没法生存，结果新区就开辟出来了。种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干点有实效的事，我这最后几年要白过，死了无法向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种出来了！搞创作呢，总是在时间、条件都充裕的时候干的，心想写出篇吓人一跳的东西，废寝忘食、百折不挠而又不断的忧虑顾忌，患得患失，结果什么也没写成！”
我说：“是不是人在生死关头，形势所迫，那私字就被挤得很小了，反倒能调动起所有潜在的能动和优势来，无形中处在最佳竞技状态，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条件都充裕了，隐蔽的私字就冒了出来，会被一些主观愿望所蒙蔽，反倒强迫自己选一条最不易发挥自己的优势的道路走？”
他说：“也许是的，我以前常想，命运对我实在太宽大、太特殊照顾了；几次死在临头，都又转危为安。可我利用这生命为人民作了点什么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无意要干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放在那种情势下都会象我那么干，而且一定比我干得更好。这算不上业绩，真正的业绩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总想写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认为那样才不枉活一生。现在认为，也许我没这个抱负，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样总结一生，总会比现在作出的成绩多些！”
我说：“看来你现在是绝对不再想写作的事了！”
他说：“不。我不拿写作当个什么非要完成的事业干了，追求了一生，这点爱好总还不能全丢掉。所以在种白木耳和治病之余，也还写一点作为自娱。既不求发表也不求吓人一跳，只是信笔写写，念给老婆孩子听听。听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乐。我带了两篇回忆咱们共同战斗的文章来，你看看可有记忆错误的地方？”
他临走给我留下来厚厚的一叠稿子。晚饭后我拿出来翻阅，没读几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这稿子一反他过去作品的常态，不拿架子吓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带点嘲弄自己的语气讲述他和我们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带回逝去的岁月里，听到了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说：“老兄，你一共写了多少？把其余的也寄给我看看好不好？”
他说：“怎么，可以给你提供点创作素材吗？行，我回去马上寄给你。若能对你有用，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我说：“你写得好极了，不仅仅对我有用，你这是真正的、难得的好作品！”
在电话里，他口吃起来了，他说：“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别这样，别人对我这么怜恤可以，你不要也来这个。这叫我难过，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学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着急地说，“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起誓，我愿拿我半生写的东西换你这一篇。不换全部，就换我看过的这一篇！老兄，你总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真的吗？我……”
这么大个人，竟在电话里抽泣出声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