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刚停到摊位上，志伟在后面就跟过来了，接着又围上来几个二倒贩子，他们七嘴舌的和我商量，要合伙把这车萝卜全买了。我说要也可以，等会儿看我定什么价，没准我还卖三块钱一斤呢。他们还围在旁边不走，一个劲磨叽便宜点给他们，越这样越不能给了。不大会儿过来一个上货的小贩子，问我白萝卜多少钱，我说三块钱一斤，那个人一咧嘴走了，不大一会儿又转回来说要一百斤。这下我心里更有谱了，看来是真缺货呀。三块钱卖了大约一千来斤，我看来买的人越来越多，就直接提价到了四元，四块钱也不耽误有人要。听来回过往的人唠嗑说，咱们这地方也要封城，明天开始啥菜都回不来了。我心思那更得挺着价慢慢卖了。不大会儿天亮了，涌上来很多零买的老百姓。这个买十斤那个要二十斤，零买肯定比批发价要贵，我就说六块元一斤，后来看挤着买的人越来越多了，又涨价到七块，越贵他们是越抢着要。司机给我帮忙，我自己不停的过秤收钱。到了中午除了司机留了几根以外，一车萝卜卖个精光。
针对疫情主要是通过近距离呼吸道传播，政府提倡隔离在家，避免聚集，避免不必要出行。我就响应号召哪也没去，在家老老实实待了两个月，闲待着的好处是娟子怀孕了，每天摸着她的肚皮，想想自己很快就要当爹了，感觉特别的伟大。到了七月中旬，可能是高温天气，加上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和医护人员的努力，宣告非典彻底被消灭了。我也没忙着去做买卖，转悠了几天花七万块钱买了个小平米的楼房，那时候也不用搞什么装修，刮个大白就能住进去了。不管好赖终于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看手头还有点钱又买了个手机，这时候的手机便宜多了，我那个联想手机花了还不到一千块钱。这样我出门带上手机，娟子在家有小灵通，随时都可以联系了。
很快又到了年末，原来过年回家总怕碰见熟人，和人唠嗑也没底气，这次回去终于没有自卑感了。父母听说我赚钱买了楼房，娟子又怀孕了，那是大喜过望，总算不用再为我担心了。
到了第二年正月，还是老早和二哥联系好了，一起提前动身到了曹州，下车后直接去了新雅旅馆。老板娘看见我们那是格外热情，常驻的顾客谁不欢迎啊。转了一圈没看见小服务员，老板娘说艳茹的父母不让她干了，前一阵还来过一次。要是我想联系的话，有她留下的电话号。闲着没事我就给艳茹打过去了，一听我说话她就知道是谁，告诉我她家在一个什么村，让我有空去找她。因为我们是提前到的，头两天也不收货，第二天中午我骑着老板娘的摩托车就去了。到了村口，艳茹出来接上了我，一年没见了变化不大，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爱笑了。我问都谁在家呢，她说有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哥哥。我一听有老人咋也不能空手进去，就找了个旁边的小卖铺，进去一看这哪叫商店啊啥都没有，选了半天买了四袋最好的蛋糕，四瓶罐头，花了不到三十块钱。让艳茹拎上领着我到了她家，挺高的土墙围着一个小院子，向阳有三间土房，窗户没有框也没玻璃，就是横竖钉着几条木板。中间的缝隙应该是留着透阳光的。我心思这家也太破点了吧。走进屋里更没法形容了，啥家具都没有，地下放着一张矮桌子，旁边立着高矮不齐的几个木头凳，门后有一张床，砖头垫底搭上木头板上面铺着行李，她爷爷奶奶就在上面坐着呢。另一个墙角有个土灶台，旁边散放着锅碗瓢盆。艳茹给我倒了一碗水，不知哪弄来的温水，反正我是没看见有暖壶，可能家里也没杯子，因为这个碗还掉了一块岔。坐到凳子上硬着头皮喝了两口水，他哥哥和我点点头就去旁边一个厢房待着去了。人家爷爷奶奶都在旁边也不能乱开玩笑啊，唠了几句闲嗑，问她为啥不在旅店干了，她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原因。看人家有难言之隐我就没再细问，站起来在院里溜达一会儿，然后找个借口就走了。
过了几天的晚上，我们正在玩牌艳茹和她哥哥去了，旅店老板娘给炒了几个菜招呼我们一起吃饭，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这个哥哥隔几分钟就突然呵呵呵笑几声，一开始以为是被谁说话逗乐的，后来发现没有笑点时候他还那么乐，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他是隔一段时间就呵呵笑几声，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是个精神病，神经系统有问题才会这样。吃完饭天色已晚了，老板娘告诉艳茹有的是房间就在这住吧，她也同意了，睡觉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兄妹俩进了同一个房间。我这才明白哥哥原来是情哥哥，人家处得对象。回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咋也想不通艳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傻子。
第二天早上别人都出去了，我把艳茹叫到我的房间，问她为什么要找个这样的男人，她一看也瞒不住就说实话了，这个小伙子的父母在外打工，给她家拿了两万块钱彩礼，艳茹的父母一看能用这两万给她弟弟找媳妇，就逼着她嫁给这傻小伙。我一听就急了，我说哪有这样的父母，那你这一辈子和精神病过日子能幸福吗？她低着头也不说话，我说要不你离家出走吧，跟我去内蒙找个工作，我照应着以后找个好对象不成问题，她缓缓的说了一句哥我都怀孕了。我半晌无语，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可想好了，这类精神分裂症有可能会遗传，你如果再生个这样的孩子，这辈子就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去做流产还有机会。她可能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遗传，想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我没办法了，只能说了一句啥时候改变主意给我打电话吧。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这些年一直忘不了的只有她那可怜又忧郁的眼神。二十年过去了我俩的电话号早都换了，也不知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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