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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6年元月份，威海卫的气温还是相当的寒冷，19岁的文祥和许多来自山东农村，甚至偏远山村的中国农民，在袁世凯政府的配合下，被法兰西驻中国的领事指定的一个招募公司招募到了威海卫的英租界。
在英租界，首先被安排到租界的医院接受体质检查，检查时非常严格，凡是有皮肤病，沙眼，痔疮和牙齿不全的都不合格。
通过了体质检查的人，开始接种疫苗，并且被强制剪去男人们认为是受之父母的长辫子。许多连县城都没有到过的乡下人，捧着被剪下来的自己的长辫子，嚎头大哭。其中还有人得知要剪去自己的长辫子的时候，从窗户里跳了出去。
剪去长辫子的中国男人们，被赶到一个公共澡堂，洗去了身上一身的油垢，许多从山村来的人身上还有一摞摞的虱子，文祥相信这些人可能这一辈子都还没有洗过几个澡。
洗过澡之后，每个人分发到了一身法国人的制服，那些从男人们身上换下来的袄子之类的衣服被一股脑儿收走了。而分发下来的制服是按法国人或是英国人的身材定做的，许多人穿在身上都不合身，看起来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最要命的是要签一份合同，合同的许多地方都是用法文写的，只有几项重要的事项用中文给予了标注。当然，相对于要签这份合同的大多数人来说，上面不管是用中文还是法文，其意义都是一样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
只要告诉他们上面写的是什么就行了，他们会跟着前面的人照葫芦画瓢，按上自己的手印就算完成。因为文祥懂一些法语，就被安排向其他人解释合同上写的内容。
合同上有着让人安心的规定：不得在危险区内雇用中国人，中国人在合同期内，有权得到食品，冬夏服装，住房，燃料和免费医疗。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每天的工资为5法郎（折合成大洋大概是一块多大洋。）
这些手续办完后，所有的人就算是法兰西名下的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人被集中到一起，由几个会讲中文的法国人，讲了一些在海上航行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到达法国之后会有一些什么程序。就算是出国前的培训吧。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威海卫和文祥一起的大约有一千多人手里拿着一块第000几号的登记牌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在接下来的合同期内，所有的人都将不再使用自己的中国名字，一律使用手里的登记牌作为自己与他人交往的凭证。到达上海后，准备在上海搭乘“香港号”邮轮前往欧洲。
由于詹姆斯神父的介绍，文祥在前往欧洲的途中谋到了一份在劳工与法国人之间联络的差事，这样就不用和其他劳工一起挤在由货仓改建出来的临时客舱里。
到达上海后，在这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就登上了“香港号”邮轮。开始了长达2个多月的海上漂泊。
公元1916年2月2日，“香港号”邮轮在上海起航，计划的路线是，为了保证华工的安全和保密，邮轮采取了假道加拿大的航线，这样，邮轮就要横穿太平洋和大西洋。在2个多月的航程里，这些连牛车都坐得很少的华工，将要领受一种怎样的考验。
刚登上邮轮的华工们，开始由于好奇，都一个个很是兴奋，不是在这里摸摸就是在那里瞧瞧，还三五成群地发表着一些自己认为很独到的见解。
邮轮一离开黄埔江，所有的人就被赶到了由货仓改建的临时客舱里，只能从一个个的窗子里看到船外的景物。邮轮来到公海上之后，海浪开始变大，船的摇晃就变得厉害起来。
根本不知道晕船为何物的华工们开始领略到晕船的痛苦滋味。这个时候文祥开始忙碌起来，他要为华工的痛苦症状向船上的负责人申报，并领取一些能缓解症状的药品。
由货仓改建而成的客舱，那是成十上百人的大通间，每个人一床被褥就占那么方寸之间，一个翻身就能碰到别人的身子骨，一个臭屁就能使整个舱室的人捂起鼻子。到海上后，所有的舱门都要关闭起来，这样就使得空气无法有效流通，时间一久，整个舱室比猪圈里还要难受。
加上晕船的人的呕吐物，长时间不能洗澡身上散发出来的汗臭味，使得整个舱室里的空气比厕所里散发出来的气味还要让人难以忍受。
本来在这批华工中，还有几位和文祥一样从法国人教堂里被推荐来的能说法语的年青人。一个叫胡德明的人被分到和文祥负责同一块区域的联络工作。
这个胡德明仗着自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准洋鬼子了，对洋人是点头哈腰的，在同胞们面前就趾高气扬。开始的时候，他还到那些华工们的舱室里去转一转，气味难以忍受之后，他就常常假借洋人的圣旨，指派文祥到华工们的舱室里去巡查。
文祥也不跟他这样的人计较，一如既往地在华工们之间穿梭，文祥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华工们争取利益。因为晕船的人实在是太多，用于缓减症状的药很快就告枯，实在没有办法后，洋人们就不再理会。
看到那些晕船的人实在非常痛苦，文祥就跑到厨房里找到一些姜，把它们捣碎熬成一桶桶的水放着，只要有人开始晕船，文祥就给他送去一碗这样的姜汤水。就是这样的姜汤水成了海上航程里华工们的圣水。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为了尽量保证在海上少死人，邮轮上的船员们会组织华工有序地到甲板上去透风。这样透风的时刻就成了华工们在海上的节日。
出来没有离开过陆地的人，在开始来到海上的时候，由于新奇，能保持一种兴奋状态。当陆地渐渐地消失在海平面以下之后，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慌，时间一久情绪就变得烦躁与不安。
这样的旅途就发生过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而跳海的，还有一些人因为在海上犯病不能及时治疗而死去。对于这样的现象不知道船上的洋人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是华工的死对他们无关痛痒。反正死去的人都被默默地抛进了大海。
文祥因为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在死去时被人无足轻重地处理了，对洋人这样处理死去的人表示了强烈不满，他据理力争如果再有人死去，必许允许他的同伴为他举行一场简单的葬礼。在文祥的力争下，船长同意了文祥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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