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国猜出来了，这个桂春梅应该就是当年那个桂姓死者的女儿。
看来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梁立国如坐针毡，在办公室里刚坐下就站起来，站起来刚走了几步就又坐回去。
真正让他感到惶恐的，还不是对当年体育场踩踏事故死伤人数的瞒报，而是在后续处理过程中那笔巨额资金的去向。
那次体育场的踩踏事故发生后，梁立国提出来要求是，要多提安抚，少提责任，多提意外，少提悲剧。
原则是绝不能让这起偶发事件影响社会安定，影响全镇乃至全县的发展大局。
如何举全镇之力把善后工作做好，就成了重中之重。
韩诗云是梁立国技工学校时的师兄，原来一直在物资局工作，喜欢舞文弄墨，有事没事愿意给报纸投几篇稿件，梁立国就在这时与他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梁立国那个时候非常苦闷，觉得没什么前途，韩诗云觉得他比较激灵，适合在官场，便建议他继续考函授，先把学历搞上去。
从梁立国读函授期间，韩诗云开始为他包装，韩诗云的本事是能把死的写成活的，也能把假的说成真的。
听闻哪里出了一件什么好事情，比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破冰救人之类，反正也没人考证，他就编成主人公为梁立国的通讯，投给市里的报纸。
梁立国稀里糊涂成了名人，函授又是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于是被重新分配至县委党校工作。
梁立国任副乡长那一年，遇到大洪水，韩诗云给他出谋划策，弄点吸引社会注意力的动作，这才有了梁立国领着一帮青年干部手拉手连成一排站在决口处堵水的场面。
此事经韩诗云一报道，立刻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梁立国便像跨上旋转木马那样升上来。
梁立国担任城关镇镇长期间，把韩诗云调来镇上负责宣传，成为自己的智囊，演唱会就是韩诗云倡议举办的。
事故纯属意外。
因为举办这个演唱会的初衷是为城关镇经济发展助力，只要善后工作到位，那么没人会因此而全盘否定的他梁立国的工作。
善后资金的筹措非常顺利，除了县财政和镇政府的80万元之外，社会各界捐赠了150万元，对于一个不算富裕的城关镇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梁立国曾打算把这些钱一分不剩地全用在死伤者身上，但韩诗云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对事故中死伤者的抚恤标准不宜过高，80万元足够，剩下来的150万元，不如用来建一个福利工厂，以应不时之需。
至于什么“不时之需”，谁的“不时之需”，韩诗云没有细讲，只是说可以为本次事故中的死伤者家属以及社会上的鳏寡孤独提供后续支持。
向来对韩诗云言听计从的梁立国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韩诗云所说的福利厂是在梁立国当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之后办起来的。
梁立国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韩诗云调到县里来，让他当了财政局长。
韩诗云当上财政局长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注册了一个再生能源公司，经过运作，挂在财政局名下，成了财政局下属企业。
有了梁立国的支持，韩诗云以财政局的名义在郊区租了一个闲置厂房，这是一家因厂址距县城过近被处置的鞭炮厂，已废弃，韩诗云在厂门口挂上一块再生能源公司的牌子。
韩诗云为此是动了一点心思的。因为如果公司做其他行业，要么需要技术，要么需要资源，容易被人盯上，但是垃圾处理就不同了，没人会关注。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公司“福利性质”的定位，以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为宗旨，业务又是无人问津的垃圾处理，便可以不讲效益。
一开始回收来自县城和周边乡镇的各种垃圾，包括生活垃圾，韩诗云找了一个拾荒者，把这块业务承包出去，结果承包人图省事，基本上都直接填埋处理了，造成面源污染，不得不停办。
后来改为集中回收工业废料和办公垃圾，虽然多少有一点利润，但照样费时费力，还一度引起了不同区块拾荒者的恶性竞争，差点闹出人命来，因此坚持了几年，也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