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黄帝进入东夷活动地区“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清角”是古代一支悲凉激越的乐曲。
黄帝胜利了，原来的敌人一一蚩尤、风伯、雨师和东方的神灵都降服了。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的传说，蚩尤被黄帝擒杀了，其氏族和部分亲属部落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向四面八方。
仍居少昊之地的先民，举清继任领袖，以地命氏，称少昊清。
这场战争由于双方势均力敌，黄帝一方打败蚩尤，回到自己的原居地后，两大部族集团尽释前嫌，重又相安相处，甚至解仇结盟。
相传“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蚩尤都享祭于东夷之地，在今山东东平县和巨野县，有传说中的蚩尤冢和他的肩髀冢，因为他被黄帝所杀，身体异处，所 以人们用两个高七丈的土冢作他的纪念碑，并常在十月于蚩尤冢前举行祭祀。
不仅如此，还传说南方的大荒之中，宋山上的香枫树是蚩尤被杀时的刑具所化，今山西解县盐池中，盐水作红色，民间称之为“蚩尤血”等等，很多地方都有蚩尤的传说，可见他煊赫的威名早已超出了他的故地。
而据文献记载，周秦间蚩尤已和黄帝齐名并列为战神，四时利用田猎进行军事训练时，都要举行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
秦祀东方八神将，“三曰兵主，祭蚩尤”，后来汉高祖刘邦起兵也在沛庭“祠蚩尤，秦鼓旗”，类似习俗一直行于宋代，出师祭旗的典礼中，仍要祭蚩尤，由此也可见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共同融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
传说黄帝战胜蚩尤后，各诸侯都愿归顺，一致拥戴他为天子。
涿鹿之战，使华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现代的汉族来说，则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约1/5，这不能不说与华夏族的始祖黄帝的功绩有一定关系。
汉族本由华族发展而来，而华族是由华胥氏数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自涿鹿战争后，黄帝则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
黄帝对周围部族影响的扩大，华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华夏族，就是被华夏族同化。
在华夏族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黄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
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
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
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之弱势胜了蚩尤之优势，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复了中原，使华夏族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
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华夏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
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华夏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许多史书上称，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在发展时期兴亡绝续之大事。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
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第二场：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 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进行的决战。
由于帝辛出征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商朝灭亡。
商朝自商汤灭夏建立，经历六百多年后，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帝辛时，已是危机四伏。
政治上，帝辛耗巨资建鹿台、矩桥，造酒池肉林，使国库空虚。
宠信爱妃妲己以及飞廉、恶来等一帮佞臣，妄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诸侯臣属纷纷离叛。
军事上，帝辛致力于用兵于东南夷族，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俘虏了“亿兆夷人”，帝辛也被誉为“百克”，但商军主力远征东夷，造成商都朝歌空虚，无兵可守。
周本来是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优越的自然环境逐渐发展起来。
到姬昌时，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一帮贤臣，国力日强。
对外宣扬德教，积极调停各方国间的争端，使诸侯纷纷依附。
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
为推动灭商大业，姬昌及其幕僚针对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的说法。
宣扬“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
公元前1056年，姬昌对内称王，即周文王。
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以麻痹帝辛的耳目。
文王据说被关在羑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周文王受命二年，周讨伐犬戎，受命三年，伐密须，次年东向攻黎，受命五年伐邘，受命六年伐崇 ，解除了周国北方和西方后顾之忧。
这几场战争胜利后，周切断了商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
同年，姬昌迁都于丰，使国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扰并更有利于向东进兵。
至此，姬昌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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