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成功完全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也不在计划之中。当时没有一个大佬在武汉，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而当时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势力最大的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谁也不服谁。
不过，反过来说，这是一个搭上身家性命的豪赌，前途未卜—成功了自然皆大欢喜，失败了那可是要上断头台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投机来评价黎元洪，在那样的情况下，未必能有几人能如黎元洪，孙中山赞其为“民国第一伟人”。
答应当官后，他做了几手安排：在黄兴到武汉后，立马委任他为总司令，全权指挥革命军；和袁世凯特使密切接触，期望和平解决武昌起义；把一家老小都送到上海租界，并谎称姓吴，非武昌人士。
但是，出山挑起重担的黎元洪在后来的事件中，表现绝对是可圈可点的。
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上，黎元洪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提出了起义的目的，强调恢复汉人统治，建立共和。这就为起义定下了基调，也为起义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团结了军队内部各派势力，拧成一股绳，共同抗击即将前来镇压的清朝大军。
随着冯国璋率北洋军接连攻陷汉口和汉阳，武昌岌岌可危，面临起义失败的境地。此时的黎元洪利用袁世凯“借南压北”的机会，提出和谈策略，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最终，以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制的民国为先决条件，实现了南北停火。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新军；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革命党人。
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
作为北洋旧军人的黎元洪，对袁世凯的情感很复杂，尽管他以南方革命党人的身份取得民国副总统一职，但他也知道，以他的威望，想在一直同清王朝血拼的革命党内立足是相当困难的，唯一能依靠的还是袁世凯。
于是，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并且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他担任副总统。而袁世凯为了拉拢他，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但是，他离开了南方，手无兵权，难有任何作为。
黎元洪性格软弱，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干脆装聋作哑，不管世事，如刘禅去了洛阳一般。
黎元洪虽然一直是副总统，但他既不是孙中山的人，也不是袁世凯的人，甚至坚决不肯依附任何一方。而且他在大义上是绝不糊涂的，也不会退让半步。
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时他是坚决反对的，即使封他为“武义亲王”，他也闭门不受，甚至将袁世凯送的礼也去出门去，这样公开同袁世凯叫板之人，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黎元洪这样做是无效的，他阻止不了袁世凯称帝，但他的坚持为他赢来了又一块“馅饼”。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过了一把皇帝瘾，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和蔡锷的“护国军”凌厉的攻势，只好取消帝制，在众叛亲离中迎来了死亡。
在临终之际，他坚持要让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袁克定。
护国运动爆发后，黎元洪随即便联合段祺瑞和徐世昌等人，发布“弥兵公告”避免了战争扩大化。
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又一次的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黎元洪的上位，是仗着段祺瑞的大力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站他“提线木偶”情况的改变，段祺瑞不仅手握重兵，且为人强势。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黎大总统也是全力抗争，最终形成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事件，即所谓的“府院之争”。
矛盾的总爆发是决定是否加入协约国中对德宣战，一生反对战争的黎元洪利用国会，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去了天津的段祺瑞大为愤怒，联络多方势力向黎元洪施压，各地的“北洋袍泽”和督军们纷纷宣布独立。
无奈之下，黎元洪请来张勋朝廷调停，最终酿成了“张勋复辟”的闹剧。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
至此，大失脸面的黎元洪只好引咎辞职，出走天津，由徐世昌接任总统之位，在津门息影政坛达五年之久。
在这一期间，他投资了许多企业，以实现其“实业报国”的理想，并取得了很大的收益。他将办实业的大部分的收益用来兴办教育，许多中小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在这五年间，各省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于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最后再次黯然离职，彻底告别政界，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
而这位幸运被“馅饼”砸中几次的人，在1928年6月3日，因脑溢血结束了他的一生，享年65岁。“我虽然三次因机缘巧会，曾两度戴总统之冠，但更多的是身心交瘁和梦魇般的回忆。”他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最后一条是：“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他身为旧军人，但在见识上是远高于同时期的那些武人，他坚信共和，努力维护共和体制；他不贪不腐，清廉正直，为国家的利益，敢于反击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强大势力。在革命党内和北洋系中都有着很好的声誉，这在当时的衮衮诸公中，是无人能达到这一高度的。
尽管他两次当上了民国大总统，那也只是为军阀们为平衡势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他力主张勋入京调停，则更象三国时的刘璋，请来个刘备把家底还输了个精光，这应该是黎元洪最后悔之事。
在历史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
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历史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历史的正向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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