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散场了。”她说。在我的视野里，她是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简笔画人形，手里拿着一个三角形代表扫帚。
“你觉得电影怎么样？”我不知为何问道。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挺真实的，像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
真实。
这个词刺痛了我。对她而言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的拙劣模仿。
我踉跄着走出影院，站在傍晚的街头。夕阳正在西沉，天空被染成橙红与紫灰的渐变。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一幅美丽的自然景象。
但在我眼中，这是一幅未完成的杰作。色彩过渡不够果断，云朵形状缺乏设计感，整个构图中没有明确的视觉引导线。它需要被修改、被提炼、被完成。
而我知道如何完成它。
这个认知让我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我能够看见缺陷并提出解决方案；恐惧的是，这种看见本身正在剥夺我与世界的联系。
我给理查德的画廊打电话，推迟了会面。我需要时间思考，或者说，我需要时间决定是否要思考。因为每一次主动的观察，每一次审美的判断，都在加深那个灵感对我感知的改造。
我去了陈默生前的画室，它一直保持原状，由他的遗产基金会维护。钥匙转动，门吱呀一声打开，灰尘在斜射的阳光中舞蹈——或者说，在我的视野里，灰尘是一群随机运动的点状符号，在光线的条状符号中穿梭。
画室里摆满了他的作品，从早期的写实肖像到晚期的抽象实验。我走到最后一幅未完成的画前——正是那张草图的放大版本，画布上只有炭笔勾勒的轮廓和一些局部的色彩暗示。
站在它面前，我感到胸膛里的那个雾状灵感剧烈地脉动，像是找到了归宿的心脏。
“完成我。”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无比清晰，几乎就是陈默本人的声音，带着他特有的温和而坚定的语调，“小远，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一直都知道。”
“我会失去什么？”我低声问，虽然知道答案。
“你会失去幻觉，获得真理。你会失去笨拙的三维感知，获得简洁的二维明晰。你会失去与他人的共鸣，获得与本质的联结。这是等价交换，艺术始终是等价交换。”
我触摸画布，指尖传来粗糙的纹理。在我的视野里，这块画布是整个房间里最“真实”的东西——它的经纬线清晰可辨，底色均匀，等待被赋予意义。
而窗外的世界呢？那个有温度、有气味、有随机性和不完美的世界呢？它正在褪色，正在扁平化，正在变成一幅尚未完成的拙劣作品。
我想起陈默去世前一周对我说的话。那时他已经很少清醒，但有一刻，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小远，艺术不是表达，是取代。”他的眼睛深陷，但目光锐利，“我们用创造的世界取代给定的世界。但取代是危险的——你必须确保你创造的世界值得居住，因为你将永远活在里面。”
我当时以为这是病中的呓语。现在我理解了。
我走回公寓，街道上的行人已经全部简化成了基本形。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是一个圆形（头）连接一个三角形（身体），下面是两条线（腿），手里推着一个长方形（婴儿车）。没有表情，没有个性，没有故事。
但在我的素描本上，她可以成为一个动人的形象——通过线条的轻重、形状的组合、空白的安排，我可以传达出她的疲惫、她对婴儿车里那个点的温柔、她与这个简化世界的抗争。
这就是选择：活在别人的简化版本里，还是创造自己的简化版本。
当晚，理查德不顾我的推迟要求，直接来到我的公寓。当他站在门口时，我不得不花费整整十秒钟，才将眼前的图像“翻译”成一个我认识的人：微秃的头顶，关切的表情，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和平的象征。
“你看上去糟透了，小远。”他说着走进来，自然地找到两个杯子，“我们需要谈谈你的状态，还有那些画。”
他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我接过，杯子在手中感觉异常清晰——圆柱体，冰冷的曲面，琥珀色的液体平面。
“你的新作品……很震撼。”理查德斟酌着词句，“但也令人担忧。几个看过照片的心理学家朋友说，这些画表现出一种感知失调，一种与现实脱离的倾向。”
“也许脱离的正是现实本身。”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