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没错，”老赵点头，“那时候我还算年轻，刚来档案室没几年。记得是个下午，快下班了，陈会计匆匆过来，把这信交给当时的档案室主任，说是他在厂门口捡到的，觉得事情严重，就交上来了。主任看了后脸色很不好，让他别声张，然后就把信拿走了。后来……好像就没下文了。这信怎么又回流到这儿了，我也奇怪。”
“捡到的？”谢煜林咀嚼着这个词，眼神深邃。在厂门口“捡到”一封内容如此具体、涉及严重问题的匿名举报信？概率有多大？更大的可能是，这信就是陈会计自己写的，或者至少，他知道内情，但不敢以真实身份举报，只能用这种方式。
而且，信交上去后“没下文了”。是查无实据，还是有人把这事压了下去？
谢煜林将信纸轻轻翻到背面。空白的背面上，靠近边缘的地方，有几个极淡的、用铅笔写的数字，像是随手记下的，又像是某种标记：’3-7-12-5-9-2-1-4-11’。
“这是什么？”老赵也看到了。
“不知道。”谢煜林摇头，但心里已经记下了这串数字。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相机——技术安全办公室配备的进口理光相机，小心地对举报信进行了多角度拍照取证，特别是那串数字和关键的字迹部分。
做完这些，他将信纸按照原样放回那叠表格中，但位置做了个不起眼的标记。
“老赵师傅，今天我来查档案的事，还有看到这封信的内容，请您暂时保密。”谢煜林看着老赵，语气诚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这件事可能牵扯到一些还没完全弄清楚的历史问题，在调查清楚前，不宜扩散。”
老赵在厂里待了这么多年，自然知道轻重。他连忙点头：“我懂，我懂。谢工你放心，我这张嘴严实着呢。今天你就是来查六二年普通生产报表的，别的我啥也不知道。”
谢煜林笑了笑，又看了一眼那个木箱。举报信在这里“沉睡”了十几年，当年收到信的人，把它归为“未归档·待处理”，然后便抛之脑后。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
“对了，”他状似随意地问，“老赵师傅，您还记得六二年到六三年间，厂里技术科或者档案室，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人事变动？除了陈会计病退之外。”
老赵摸着下巴，眯起眼努力回忆：“人事变动……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六二年年底还是六三年年初来着……技术科当时有个副科长，姓……姓胡？对，胡卫东！挺有能力的一个人，突然就被调走了，说是支援三线建设，走得挺急。档案室这边，当年负责管理技术图纸借阅的老李，也在差不多时候退休了，比正常年龄早了几年。”
胡卫东？老李？
谢煜林默默记下这两个名字。调走，提前退休……时间点都卡在举报信出现之后、调查不了了之之前。这会是巧合吗？
“还有，”老赵忽然压低声音，左右看了看，尽管档案室里除了他俩根本没别人，“我记得陈会计病退前那段时间，精神头很不好，有几次我看见他一个人在厂区后头的小树林边转悠，唉声叹气的。有一回我还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什么‘账对不上’、‘良心不安’之类的……当时没多想，现在琢磨琢磨，会不会跟这事有关？”
账对不上。良心不安。
谢煜林仿佛能看见十几年前，那个可能发现了什么秘密的老会计，在压力和恐惧中挣扎的模样。他最终选择了用匿名信的方式举报，却石沉大海，自己也在不久后“病退”，郁郁而终。
而真正的蛀虫，或许至今还逍遥法外，甚至可能已经身居高位，就像他们刚刚挖出来的那个“老师傅”网络一样。
“谢谢您，老赵师傅，这些信息很重要。”谢煜林真诚地道谢。老赵提供的虽然是碎片，却可能拼凑出关键图景。
离开档案室时，已是夕阳西下。橘红色的光线透过高高的窗户，将走廊拉出长长的影子。谢煜林走在光影交错中，手里拿着相机和笔记本，感觉像是握住了一段沉重而冰凉的过往。
举报信的字迹，与警告信高度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人所写，也就是陈会计本人。他当年匿名举报未果，反而可能因此遭殃。十几年后，他的儿子拿出了部分日记残页，而真正的日记本……是不是记录了更关键的东西？那串数字密码，又意味着什么？
还有胡卫东，那个被紧急调走的副科长；提前退休的档案管理员老李；以及信中所说，那个持不合规手续调阅资料、值班员未严格核查的“非本单位人员”……
一条模糊但令人不安的线索链，开始在谢煜林脑中浮现。他脚步不停，径直朝着王主任的办公室走去。
这件事，已经不仅仅是眼前的技术盗窃案了。它可能揭开的是一个跨越了十几年、盘根错节的旧疮疤。而疤下面，或许依然在流脓。
谢煜林向王主任汇报发现，王主任听完沉默良久，从自己锁着的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份泛黄的、盖着“绝密·已结案”红章的文件袋，推到谢煜林面前，神色复杂：“这件事……比你想象的更深。看完这个，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追查。”文件袋的标签上，隐约可见“1963……特……调查组”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