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的春天来得早，公署院子里的桃树开得正艳，粉白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铺了一层草莓奶盖。沈砚之正在用现代会计方法帮蒋泾国整理财政报表，林舟突然跑进来：“沈先生，有位上海来的客人找您，说是您的老熟人！”
“上海来的？老熟人？”沈砚之愣住了。原主的记忆里，上海没什么熟人啊？
跟着林舟走出书房，沈砚之看见一个穿米白色西装的女人站在桃树下，齐耳短发，金丝眼镜，手里拎着黑色公文包，气质像极了现代职场剧里的精英编辑。女人看见他，眼睛一亮，笑着走过来：“沈砚之？好久不见！”
沈砚之脑子飞速运转，一段记忆突然冒出来：苏曼卿，上海富商之女，当年和原主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遣送回国。原主还跟她争论过“中国该走什么路”，吵得面红耳赤。
“苏曼卿？”沈砚之试探着开口，“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我受上海文化界委托，来采访蒋专员的新政。”苏曼卿递过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良友》画报编辑”，“上海的报纸都报道了，说赣南是‘抗战中的净土’，大家都很感兴趣。”她顿了顿，压低声音，“另外，我受一位故人之托，给你带了封信。”
沈砚之心里一动，跟着她走进书房。苏曼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这是张先生让我交给你的。他说，你看了就知道。”
张先生？沈砚之拆开信封，里面是张泛黄的信纸，用俄语写着几行字。他看了一眼，瞬间瞳孔地震——写信的是张闻天，当年在莫斯科的进步人士，也是原主的好友。信里说，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正被日军和汪伪迫害，很多人被捕被杀，希望他能利用在赣南的影响力，给这些人提供避难所。
“张先生现在怎么样？”沈砚之抬头问，声音有些急切。
“他还好，在重庆负责文化工作。”苏曼卿叹了口气，“上海的情况太糟了，日军到处搜捕进步人士，我们画报的一个记者，因为报道日军暴行，被特务杀害了，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
沈砚之沉默了。帮助这些人，风险太大了——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不仅会被冠上“通敌”的罪名，还会连累蒋泾国。可他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爱国人士遭殃，他们跟当年在莫斯科的进步青年一样，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沈砚之，我知道这很危险。”苏曼卿看着他，眼神恳切，“可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要是没了，中国的文化就断了。你要是不方便，我也理解。”
“不，我帮。”沈砚之打断她，“赣南虽然不富裕，但总能容下他们。你让他们分批来，用‘应聘文化教员’的名义，我让蒋泾国给他们发邀请函，这样不会引起怀疑。”
苏曼卿眼睛亮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沈砚之说，“不过你要跟他们说，来赣州后尽量低调，别公开谈论政治，免得给我们带来麻烦。”
苏曼卿点头：“我知道，我会跟他们说清楚的。”
接下来的半个月，沈砚之忙着安排进步人士的住处和工作。他在公署附近找了所废弃的学校，改成“赣南文化讲习所”，让进步人士在这里教百姓读书写字，讲抗战故事。蒋泾国很支持，说“文化救国也是抗战的一部分”，还亲自题了字。
第一批进步人士来了十五人，有作家、画家，还有音乐家。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充满热情，白天给百姓上课，晚上就写文章、画画，宣传抗战。沈砚之经常去讲习所，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上海的情况，也跟他们分享现代的思想——当然，得伪装成“留苏学到的先进理念”。
有一次，画家林风眠给沈砚之画了幅肖像，画里的他站在赣江边，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沈先生，你是个有理想的人。”林风眠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建立一个新中国。”
沈砚之看着肖像，心里很感慨——他想起了留苏时的记忆，原主和蒋泾国在雪地里发誓，要让中国变得更好。现在，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个誓言。
可麻烦还是来了。
一天早上，沈砚之刚到公署，就看见几个穿黑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为首的男人走过来，亮出一个证件：“我们是重庆军统的，奉命调查‘赣南文化讲习所’，听说里面有进步分子。”
沈砚之心里一紧，表面却很平静：“几位同志，讲习所是蒋专员批准成立的，里面的教员都是爱国文化人士，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抗战，怎么会有进步分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有没有搞错，我们查了就知道。”为首的男人冷笑，“沈先生，我劝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我们会向校长报告，说你‘通敌’。”
沈砚之知道，跟他们硬拼不行，只能拖延时间。“几位同志，现在是上课时间，进去搜查会影响学生。不如等晚上下课了，我带你们去，怎么样？”
为首的男人想了想，点头：“好，就等晚上。你要是敢耍花样，我们饶不了你！”
沈砚之赶紧让人通知蒋泾国。蒋泾国赶来，脸色很不好：“军统的人怎么会突然来查？肯定是有人告密了！”
“应该是省府那边的人，他们一直不满我们推行新政，想找机会整我们。”沈砚之说，“讲习所里确实有几个进步人士，要是被军统抓住，麻烦就大了。”
蒋泾国沉默片刻，咬牙说：“我去跟军统的人谈。讲习所是我批准的，他们要查，得先经过我同意。”
当天晚上，蒋泾国亲自陪着军统的人去了讲习所。教员们都在教室里等着，军统的人一个个查身份，问来历。有几个教员因为在上海参加过进步活动，被问得很紧张，差点露馅，幸好蒋泾国在旁边打圆场，说他们“只是爱国学生，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军统的人查了半天，没找到证据，只能空手而归。临走前，为首的男人警告沈砚之：“沈先生，我们会盯着你的，要是让我们发现你‘通敌’，你就等着被抓吧。”
沈砚之没理他，送走军统的人后，松了口气。蒋泾国拍了拍他的肩膀：“砚之，这次多亏了你，要是真被他们抓住把柄，我们就完了。”
“是我们运气好。”沈砚之说，“不过军统不会善罢甘休，我们以后要更小心。”
几天后，苏曼卿要回上海了。临走前，她给沈砚之送了一本《良友》画报，上面刊登了关于赣南新政的报道，还有讲习所的照片。“沈砚之，谢谢你帮了我们这么多。”苏曼卿说，“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来赣州，给你和蒋专员画一幅画，纪念这段日子。”
沈砚之接过画报，点头：“好，我等着。你在上海要小心，注意安全。”
看着苏曼卿离去的背影，沈砚之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和苏曼卿，还有那些进步人士，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让中国变得更好。虽然道路不同，但初心一致。
他翻开画报，第一页就是蒋泾国在讲习所给学生上课的照片，下面配着一行字：“赣南新政，点亮抗战的希望。”沈砚之笑了，他相信，只要他们坚持下去，这束希望之光，终将照亮整个中国。
晚上，沈砚之回到住处，摸出怀表。照片里的原主和蒋泾国笑得灿烂，一段记忆涌上心头：留苏时，他们在莫斯科河边散步，蒋泾国说“以后回中国，要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每个百姓都能吃饱饭”。现在，他们正在赣南实现这个梦想。
沈砚之握紧怀表，心里默念：放心吧，我会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我不仅要帮蒋泾国治理好赣州，还要在这个乱世里，闯出一片天地，让后人记住，有个叫沈砚之的人，曾为这片土地拼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