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槌起落，水花四溅。那沉闷的声响，像是在捶打我这颗备受煎熬的心。
更让我感到难堪和无力的是，这种歧视，有时会以一种更加具体、更加伤人的方式呈现出来。
有一次，生产队里要分派一些比较轻省、工分又还算可观的活计，比如去晒谷场看场，或者去果园帮忙疏花。这类活儿，通常都会优先照顾那些家里劳动力不足、或者有特殊困难的人家。我想到家里日益艰难的状况，想到卧病在床时需要更多营养的爷爷（虽然爷爷已经去世，但当时他还卧病在床），也鼓起勇气，跟着其他几个符合条件的妇女一起，去找李队长报名。
轮到我的时候，李队长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似乎比看别人时要稍微长那么一点点。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和为难的神色。
“婵音啊……”他沉吟了一下，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官方式的平和，“你这个情况呢，队里是了解的。不过呢，这次的名额有限，很多家里确实困难的老人都排着队呢……你看，你是不是……再等等下次机会？”
他的话说的很委婉，很客气，没有提到爷爷一个字。但那短暂的犹豫，那回避的眼神，那“很多家里确实困难的老人”的借口，都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下，瞬间凉透了我的心。我知道，我不是输给了“困难”，而是输给了那个虽然已经入土、却依旧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们家的“罪名”。
我看着旁边那个明明家里劳力比我们充足、却顺利拿到了名额的妇女，她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带着一丝怜悯又像是松了口气的表情，像一根尖锐的刺，狠狠地扎进了我的眼里，我的心里。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低下头，转身离开了队部。走出那扇门，外面明晃晃的阳光照在我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一种彻骨的寒冷和巨大的无力感，像沼泽地的淤泥，将我死死缠住，往下拖拽。
回到家里，我看着空荡荡的院子，看着爷爷曾经住过、如今只剩下死寂的那间小屋，看着父母那愁苦而麻木的脸庞，一股混合着委屈、愤怒和不甘的火焰，在我胸腔里猛烈地燃烧起来，灼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
凭什么？！
爷爷已经为他所谓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承受这无休无止的牵连和歧视？！
我们只是想靠自己的力气，吃一口安稳饭，过一天安生日子，这也有错吗？！
我想放声大喊，想痛哭一场，想揪住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问问他们到底想要我们怎么样！
可是，我不能。
我知道，哭泣和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那些看热闹的人，更加得意，更加确信我们家的“不堪”。
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将那即将冲口而出的呐喊和泪水，狠狠地、连同那满心的委屈和苦涩，一起咽回了肚子里。
爷爷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像暗夜里的灯塔，指引着我这艘在狂风恶浪中颠簸的小船。
“骨头要硬……腰杆要直……”
“靠人不如靠己……”
对！我不能倒！我不能让那些人看笑话！越是这样，我越要挺直了腰杆活着！越是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孙家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看扁、被压垮的！
歧视像寒风，抱怨像积雪。如果只知道蜷缩起来瑟瑟发抖，只会被冻僵，被掩埋。我必须站起来，迎着风，用自己的体温，去融化身边的冰雪！
我把所有的屈辱和压力，都化作了更加强烈的动力。我更加卖力地照料我剩下的那些兔子，精心调配它们的草料，盼望着它们能快快长大，多产毛，多生崽。我利用一切夜晚和空闲的时间，更加专注地编织我的竹篮和筐篓，在原有的花纹基础上，琢磨着编出更精巧、更别致的新样式。我把这些小小的竹器，看作是我对抗这冰冷命运的武器，是我能够抓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我去河边洗衣，不再刻意躲避那些婆娘们的目光。我抬起头，挺直背，该做什么做什么。她们背后的议论，我听见了，也只当是耳边风。我知道，只有我自己变得更强，更有用，才能真正洗刷掉这身莫须有的污名，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施舍般的尊重。
流言如刀，冷眼如霜。但我知道，我不能退，也不能输。
我，孙婵音，偏要在这凛冽的风霜里，昂起头，用自己的方式，倔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爷爷的骨血，没有白流！我们孙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倒下！
冬日的寒意，像是渗进了骨髓里，连带着日子也一天比一天更难熬了。那口象征着全家人生计的褐色米缸，如今成了屋子里最令人心惊胆战的存在。它像一个张着黑洞洞大嘴、永远也填不满的怪兽，沉默而狰狞地蹲在灶房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