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紧闭的、透着明显拒绝意味的木门，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我的脸上。
二姐那边，我连面都见不着。她回村的次数本就少，偶尔回来，也是直奔老宅，放下东西，说几句话就走，绝不与我打照面。有一次在村口远远碰上，她立刻拐上了另一条岔路，避之唯恐不及。
小弟……更不用提。他本来就躲着我们，现在更是连影子都难寻。
至于婆婆，我也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垫付的钱还剩下多少，医院的账目到底是怎么结的。每次问起，她便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说：“早就用完了，一分不剩！医院那地方，花钱如流水，你们不知道？”一会儿又改口：“哦，好像还剩下一点……我留着给你爹抓药呢，医生说了，这药不能断。”再追问具体数目和花销明细，她便不耐烦地摆手：“哎呀，我一把年纪了，哪记得那么清楚？反正都是花在你爹身上了，又没进我个人的腰包！你们还不信我？”
她的话，像一团乱麻，越扯越乱，永远也给不出一个清晰、可信的说法。那个旧布包里的秘密，连同我们投入的血汗钱，似乎永远被她带进了坟墓，成了一个无解的谜。
侯仁君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起初，他还会愤怒，会握紧拳头，会对着空荡荡的墙壁低吼：“他们怎么能这样？！还有没有良心？！”可几次碰壁，几次看到兄姐们那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或者避之不及的嘴脸后，他那点愤怒，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和悲哀所取代。
他与兄姐弟的关系，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路上遇见，彼此连个眼神都懒得交换，形同陌路。家里，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易怒。一点点小事（比如家栋不小心打翻了水碗，或者我做的菜咸了淡了），都可能引发他突如其来的、毫无道理的暴躁吼叫。吼完，他又会陷入更长久的、死寂的沉默和自责中，蹲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背影，充满了被至亲背叛、被生活戏弄后的痛苦和迷茫。
这个家，因为这笔债务和亲情的彻底崩塌，再次被拖入了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
我看着日益消沉的丈夫，看着因为父母情绪不佳而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笑的儿子，再看看空空如也的钱匣和亟待发展的兔子生意，心里那杆天平，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挣扎和权衡后，终于，缓缓地、却无比坚定地，倒向了一边。
我深知，这笔钱，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继续纠缠下去，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泥潭：消耗所剩无几的精力，加剧夫妻间的矛盾和痛苦，让孩子在压抑中成长，也让我们的生意和生活彻底停滞，甚至倒退。
为了一笔注定讨不回来的债，搭上我们未来的全部希望和眼前的安宁，值吗？
不，不值。
爷爷说过，骨头要硬，但也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弯腰，什么时候该放下。靠人不如靠己，既然别人靠不住，那就自己爬起来！
一天晚上，侯仁君又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发完脾气，闷头蹲在墙角，屋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和家栋压抑的抽泣声。我走过去，轻轻揽住儿子的肩膀，拍了拍，然后走到侯仁君身边，蹲下身，与他平视。
他的眼睛布满红血丝，里面充满了疲惫、痛苦和一种深深的自我厌弃。
我看着他，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平静：“仁君，那笔钱……咱们不要了。”
他猛地抬起头，惊愕地看着我，仿佛没听懂。
我继续道，像是在说服他，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你难受，我也难受。那是咱们的血汗钱。可你看他们那样，像是会还钱的样子吗？咱们再闹，再吵，除了把自己气死，让外人看笑话，还能得到什么？钱没了，可以再赚。但咱们的心气不能没了，这个家不能散了。”
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咱们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爹娘。问心无愧，比什么都强。那笔债，就当做……是咱们给爹娘尽的最后一份大孝心，或者，就当是喂了狗，买了个教训，看清了人心。”
侯仁君听着，眼圈渐渐红了。他低下头，双手用力地插进头发里，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压抑的呜咽。那不是同意，也不是反对，而是一种积压了太久太久的委屈、不甘和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痛苦宣泄。
我没有劝他，只是静静地陪着他。等他渐渐平息下来，我才又说：“从明天起，咱们谁都别再提这事了。你把心思放回工地上，好好干你的活。我把我那摊子生意重新捡起来，想办法多挣点。咱们俩拧成一股绳，我就不信，凭咱们的双手，挣不回那点钱！日子，总能再过起来！”
那晚之后，我像是把心里那块最沉重的石头，连同对那群吸血亲戚的最后一点期待和怨恨，一起狠狠地抛进了身后的深渊。虽然转身时，心口依然会传来清晰的、撕裂般的痛楚，但那是一种卸下枷锁、摆脱泥沼的痛，痛过之后，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清晰。
我把所有的精力，像压缩到极致的弹簧，猛地释放出来，全部投入到我的兔子生意中。我不再为那笔烂账耗费任何心神。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更加精心地照料兔子，研究饲料配比，哪怕自己少吃一口，也要保证兔子的营养。我重新骑着那辆“老永久”，更加勤奋地奔波于各个村庄，哪怕价格被压得低些，也要保证收购的数量和质量，稳住加工厂的供货。我开始尝试着，用最原始的办法，联系更多的、哪怕是小本经营的餐馆、食堂，开拓零星的零售渠道。
晚上，哄睡孩子，我不再对着空钱匣子发呆，也不再计算那笔要不回来的烂账。我就着昏黄的灯光，规划明天的路线，核算成本利润，甚至开始重新琢磨之前因为资金中断而搁浅的“兔皮收购”和“简单加工”的想法，虽然步子要小，但要稳。
侯仁君似乎也被我那股“豁出去”的劲头所感染。他不再整天阴郁暴躁，虽然话还是不多，但去工地上工更勤了，有时还会主动加班。回到家，虽然依旧疲惫，但眼神里那层死灰般的绝望淡了些，偶尔，在我深夜还在灯下写算时，他会默默地给我倒杯水，或者把快要睡着的家栋抱到床上去。
我们的生活，仿佛一艘在狂风巨浪中几乎倾覆的小船，在放弃了拖拽着我们的、沉重的“锚”（那笔债务和凉薄的亲情）之后，虽然依旧破旧，伤痕累累，却终于能够凭借我们自己的两副桨，重新调整方向，在依旧充满风浪的海面上，挣扎着，缓慢地，开始向前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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