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的手指在这些批复意见上缓缓划过，眉头渐渐锁紧。
条件相似，甚至后者的准备材料看起来更充分，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他轻轻摇头。这并非简单的“贪污腐败”可以解释，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治”烙印。
审批的尺度，往往随着“人”的因素而浮动：地方攻关的力度、经办人员对材料打磨的用心程度、上报时机的巧妙（是否撞上政策的“风口”或“红灯”）、乃至一些微妙的“平衡”艺术。
——有时，一个原本卡线的项目，因某种人情或压力得以通过，便无形中为后面条件更优者关上了大门，因为再开，就等于对政策的反对了。
此时的产业政策，尽管己有不少“通知”、“决定”、“暂行规定”，但多是针对具体问题或行业的“补丁”，缺乏一个贯穿全局、清晰透明、具有长期稳定预期的系统性框架。
审批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地方的预期不稳定，产业的升级与退出也缺乏硬性的、公认的标准。
系统性框架……
祁同伟脑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他猛地站起身，在狭窄的宿舍里踱了两步。
前世的信息碎片在飞速拼接。他记得，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国家出台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这份目录将成千上万的产业门类清晰划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全国的投资、审批、政策扶持乃至企业战略，提供了一个统一、透明、可预期的“指挥棒”和“负面清单”！
对了，就是它！从此，中国的产业政策管理开始真正步入“系统化、清单化、透明化”的新阶段。
现在才9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要到2003年才会由原国家计委和体改办等机构合并组建——今年体改委刚刚降格为体改办。
现在的国家经委在未来机构改革中也会解散，部分职能和人员将汇入新生的发改委。
那么……这个本该在七年后、由发改委牵头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其思想雏形和前期研究，能不能在现在，由国家经委率先提出、甚至启动研究呢？
完全可能！
祁同伟迅速回忆经委的职能“三定”方案。其中明确包括：“研究拟定产业政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制定调整产业结构的有关政策……”。
提出建立系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正是履行这一核心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前瞻性的升华！
一旦这个建议被采纳，哪怕只是启动前期研究，都意味着产业政策管理思维的一次重大跃升，这对于正在深化改革开放、急切需要提升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中国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
而作为这个划时代建议的最初提出者……祁同伟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哪怕后续庞大的起草、论证、协调工作与他无关（那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和专家团队），但“建议发起者”这个身份，己经足够在他的档案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将成为他政治履历中一个极具分量的“原创性贡献”。
上级在评价他时，将不仅仅看到“英勇”、“勤奋”、“学历高”，更会看到“具有前瞻性战略思维”、“善于发现体制机制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