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全村人都看见了我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产婆吓得把我摔在地上，我妈当场晕了过去。我爸抄起菜刀就要砍过来，不是砍我，是砍那个产婆，因为他以为那是妖怪变的。
后来那只眼自己闭上了。
我爸说，它闭上的时候，整个产房亮了一下，像闪电，但没有声音。然后我就跟普通婴儿一样，哭，吃奶，拉屎，睡觉。我妈醒了以后问我爸：“孩子呢？”我爸说：“在呢。”我妈说：“眼睛呢？”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了。”
“那就当没看见过。”我妈说。
那年是一九九三年，村子还没通公路，去趟县城要走三十里山路。没人能把那天的事说清楚，后来就真的没人说了。
我叫陈舟。
我爸说，这名儿是他起的。“舟”是船的意思，苦海里的船。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苦海，能有一条船托着，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妈已经没了。生我那年落下的病根，拖了三年，走了。
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他在镇上的修车铺干活，给自行车补胎，给摩托车换机油，偶尔也有拖拉机开过来，他就趴在地上捣鼓半天，爬起来一身油污。我从小跟着他在铺子里混，学会了拧螺丝，学会了给轮胎打气，学会了看人脸色。
我们住在铺子后面的小屋里，一张床，一个灶台，一台黑白电视。晚上关了灯，我能听见我爸翻身的声音，和他憋着不敢哭出声的呼吸。我知道他想我妈。
我也想过。但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家里唯一一张照片，还让雨水泡烂了。我爸后来喝酒了跟我说，你妈长得好看，眼睛大，笑起来两个酒窝。我说哦。他说，你眼睛像她。
我没接话。我想的是，那我额头上那只眼呢？像谁？
这话我没问出口。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那只眼，那只眼再也没睁开过，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是别的事。比如我力气大。十岁那年，镇上有个混混欺负我，我一拳把他打出去三米远，他爬起来跑了，以后再也没敢来。我爸问我怎么打的，我说不知道，就是一拳。他看着我的眼神有点怪，但没再问。
比如我偶尔能看见东西。
不是那种“看见”，是那种“感觉”。走在路上，有时候会觉得前面站着个人，但仔细看，什么都没有。晚上睡觉，有时候会觉得床边上站着个影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那是梦。第二天醒来，什么事都没有。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爸。
后来我学会了假装。假装看不见，假装不知道，假装我跟所有人一样。时间长了，有时候我自己都信了。
三年前，我爸没了。
心脏病。修车的时候，蹲下去，没站起来。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凉了。铺子里围了一圈人，有人叹气，有人小声说话，有人在打电话叫救护车——晚了。我蹲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想哭，但哭不出来。
后来我把他葬在我妈旁边。那个坟头，我每年清明都去，烧纸，磕头，坐一会儿。今年去的时候，发现旁边又添了几座新坟。村子里的老人说，这两年怪事多，人走得快。
我没接话。我知道那不是怪事。那是开始。
我今年二十三。
在城中村开了个修车铺，跟我爸当年一样。铺子不大，够活。隔壁是个花店，老板是个姑娘，叫苏念。
苏念这人，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说话声音轻轻的，像怕吓着谁。她跟我从小认识，她家搬来那年，我十二，她十岁。她妈带着她，租了我家旁边的房子。她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苏念放学回来就帮忙干活，洗衣服，做饭，给她妈熬药。
我第一次跟她说话，是因为她家水管坏了。她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看见我路过，小声问：“你能帮我看看吗？”
我进去了。修了半小时，弄了一身水。修好了，她给我倒了杯水，说谢谢。我说没事。她笑了一下，说：“你人真好。”
那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句话。
后来她妈也没了。三年前，跟我爸差不多时候。她妈走的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守了一夜，第二天来敲我的门，眼眶红红的，说：“陈舟，我妈走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站在那里，半天，说了一句：“我帮你。”
帮她抬棺材，帮她收拾屋子，帮她处理那些我根本不懂的手续。她一直没哭，直到所有事都办完了，坐在她家门口，忽然低下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坐在旁边，没动。
后来她说，那天晚上，她以为我会走，但我就坐在那儿，坐到天亮。
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那种邻居。她开花店，我开修车铺。早上她开门的时候会冲我这边喊一声“早啊”，晚上收摊的时候会过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时候她多做了饭，就端一碗过来。有时候我修车到半夜，她会给留一盏门灯。
我没问过她为什么不搬走。她也没问过我为什么不搬。
城中村这种地方，住久了，就有根了。
今天早上，她照常喊了一声“早啊”。
我照常应了一声。
太阳照常升起。
没人知道，这是最后一个照常的日子。
老顾是收破烂的，在城中村住了十几年，比我爸来得还早。他住村口那间废品站，整天醉醺醺的，走路打晃，说话颠三倒四，没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岁数。小时候我爸让我叫他顾爷爷，他摆摆手说：“叫老顾就行，叫老了我不乐意。”
他今天没喝酒。
这是第一件怪事。他进铺子的时候，手里拎着个酒瓶子，但瓶子里是空的。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不说话。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老顾？”
他说：“你听见了吗？”
我说：“听见什么？”
他指了指东边。那边是国贸的方向，三十里外，什么都看不见。
我没说话。
他说：“开始了。”
我说：“什么开始了？”
他没回答。他把酒瓶子放在地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
“小子，你记住。不是你想起来你是谁，是你得想起来，你是谁。”
然后他走了。
我愣在那儿，半天没动。
摩托车链条还没换完。
苏念的花店门口，那只脏兮兮的黑狗忽然叫了一声。
它从来不叫的。
那天晚上，我爬上了天台。
这是我跟自己约好的事。每天晚上收摊以后，如果天气好，我就上天台坐一会儿。不是为了看什么，就是坐坐。坐着坐着，心里就静了。
天台不高，六层，能看见半个城中村，和远处城市的灯光。那些灯亮着，跟往常一样。车流在下面穿行，声音传上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我看着东边。老顾指的方向。
什么都没看见。
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从下午开始，我额头中间那道竖纹，那道我一直以为是胎记的东西它在发烫。
下午三点十七分，第一只妖出现在东三环的国贸桥下。
我不知道那是几点。修车铺里没电视，我正趴在地上给一辆摩托车换链条。手机响了一下，我没看。
后来老顾来了。
老顾是收破烂的，在城中村住了十几年，比我爸来得还早。他住村口那间废品站，整天醉醺醺的，走路打晃，说话颠三倒四，没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岁数。小时候我爸让我叫他顾爷爷，他摆摆手说：“叫老顾就行，叫老了我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