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在记事本上写下第三个名字的时候，窗外的银杏树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
那是周明远死后的第十一天，北城县的冬天终于来了。气温一夜之间降到了零下，河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行人都缩着脖子走路，呼出的白气像一团一团的小云。沈砚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记事本的纸页上，将那个名字照得发亮：
王怀安。
他的手指在笔杆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开始在名字下面写字。不是计划，不是步骤，而是一段他藏在心里七年的话：
“七年前，我哥沈清在北城县垃圾填埋场工地上开挖掘机。他发现了地质报告造假，发现了中标价格虚高，发现了施工方不具备资质。他把这些写成材料，实名举报到了县纪委。材料被周明远碎掉了。他去找李建国理论，李建国说‘这事不归我管’。他去县政府门口站着，站了三天三夜，王怀安的秘书出来说‘王县长很重视，一定会认真核查’。然后，他的挖掘机就翻了。”
沈砚停了一下，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空气中微微凝结。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写：
“我哥不是操作失误死的。他是被人害死的。王怀安是那条利益链条的顶端，是策划者，是下命令的人。李建国执行了现场的操作，周明远压下了举报的材料，刘建明在中间传话、协调、善后。四个人，一条链。现在链子断了，只剩下王怀安和刘建明。”
他写完这段，翻到了新的一页。他在页面的正中央画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写着：王怀安、刘建明、沈清。王怀安在顶端，刘建明在左下角，沈清在右下角。然后他从王怀安画了两条线，一条指向刘建明，一条指向沈清。指向沈清的那条线上，他写了一行小字：“坠楼。”
沈砚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坠楼。这是他为王怀安选择的死法。不是毒杀，不是药物相互作用，不是任何需要化学试剂和医学知识的手段。而是坠楼——从高处坠落，身体撞击地面，骨骼碎裂，内脏破裂，瞬间死亡。这种死法没有毒物可查，没有药物可检，没有任何能被实验室捕捉到的化学痕迹。它是物理的，是粗暴的，是不可逆的。
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沈清的死法。
七年前，沈清从十五米高的基坑边缘坠落，挖掘机压在他的身上，将他压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官方的结论是“操作失误”，但沈砚知道那不是失误。那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被伪装成事故的谋杀。王怀安用沈清的死掩盖了贪腐的真相，用十二万块钱买断了一条命，用七年的时间让自己的仕途步步高升。
现在，沈砚要让他从更高的地方坠落。不是十五米，而是更高——高到没有任何“意外”的借口，高到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事故，高到他用七年的时间爬上来的位置，在几秒钟内化为乌有。
沈砚睁开眼睛，拿起笔，在“坠楼”下面写了三个字：“县政府。”
县政府大楼，北城县最高的建筑，十二层。楼顶有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不对外开放，但王怀安有钥匙——他是县长，整栋楼都是他的。如果他在某个深夜“不慎”从楼顶坠落，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五十四岁的中年男人，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酒后失足——这种事在官场上不是没有先例。
但沈砚不会让他“失足”。他会让王怀安自己跳下去。
不是被推下去的，不是被逼下去的，而是自己选择跳下去的。因为“被谋杀”和“畏罪自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会引发轰轰烈烈的调查，会有人追查凶手，会有人怀疑沈砚。后者会引发轰轰烈烈的议论，但不会有人追查——一个贪官畏罪自杀，死了就死了，没有人会为一个死人浪费警力。
沈砚要的，就是让王怀安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走向死亡的边缘，自己迈出那一步。
这比任何毒药都难。因为要让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主动选择死亡，需要的不是化学，不是药理，而是心理——一种比任何药物都更加精密的、不可抗拒的心理操控。
沈砚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压力、孤立、恐惧、绝望、幻觉。然后他在每个词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的末端指向同一个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