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能。因为他不确定沈砚身上有没有武器，不确定沈砚会不会反抗，不确定他会不会在抓捕过程中受伤或者逃跑。更重要的，他没有证据。没有逮捕令，没有搜查令，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去碰沈砚。
他只能看着。看着沈砚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站起来，看着他走过自己的面前，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像一个影子，看得见，摸不着。
陆沉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拨了孙婷的号码。
“孙婷，从明天开始，加派人手。我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沈砚。他要出门，我要知道去哪里。他要见人，我要知道见谁。他要打电话，我要知道打给谁。任何异常都要报告，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放过。”
“明白。需要申请监听令吗？”
“明天一早我就去申请。另外，你帮我联系一下省厅的技术部门，让他们协助我们做手机定位和通讯监控。”
“好的。”
陆沉挂了电话，将手机放在桌上。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是北城县的夜景，零零星星的灯光散落在黑暗中，像一盘散落的棋子。他看着那些灯光，脑海中浮现出沈砚的脸——那张年轻的、平静的、温和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仇恨，没有任何愤怒，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只有一种冷的、空的、像手术刀一样的东西。
那把刀已经出鞘了。它已经割开了三个人的喉咙，还要割开第四个人的。而陆沉能做的，就是跟在它后面，看着它落下，然后在地上画一个圈，标出尸体倒下的位置。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那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灯光下像一团一团的幽灵，在他的面前飘动着，扭曲着，然后消散。
他想起了林默的话：“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的家人。”
他想起了沈清河，想起了那个在阳台上浇花的老人，想起了那个在厨房里做糖醋鱼的女人，想起了那个在书桌前写作业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沈砚做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弟弟、他们的叔叔，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是一个聪明、温和、孝顺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那双握过试管、写过论文、拿过奖学金的手，也握过毒药、改造过限位器、制造过死亡。
陆沉将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墓。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沈砚站在法庭上，穿着橙色的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表情平静，目光直视前方。法官宣读判决书，声音洪亮而庄严：“被告人沈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沈砚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已经死了一次的人。
陆沉睁开眼睛，摇了摇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他想要的是真相，是正义，是让该死的人死，让该活的人活。但他不知道，在这个案子里，谁该死，谁该活。
沈砚该死吗？他杀了三个人，每一个都该死。但他自己也应该死吗？一个为哥哥复仇的人，一个为正义而杀人的人，一个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里自己创造正义的人，他该死吗？
陆沉不知道。他只知道，法律说：杀人者死。不管动机是什么，不管目的是什么，不管对象是谁。杀人就是杀人，谋杀就是谋杀。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一层鱼肚白，像一条白色的、细长的伤口。那条伤口在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变亮，慢慢地吞噬着黑夜。
新的一天要来了。新的一天，带着新的希望，新的挑战，新的线索。
陆沉将手插进口袋，摸着那个U盘。U盘里装着沈砚的手机定位记录，记录里装着沈砚的不在场证明的破绽。这不是证据，但它是线索，是方向，是通往证据的第一步。
他需要找到第二步。第三步。最后一步。
而他相信，他一定能找到。
他的手机震动了。是孙婷发来的消息：“陆支队，沈砚回家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进去了。我们的人还在外面守着。另外，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刘建明的家楼下，也有一个可疑的人在蹲守。不是我们的人，是另一个方向的人。你猜是谁派来的？”陆沉盯着屏幕，手指在手机壳上慢慢攥紧了。王怀安死了，但王怀安的势力还在。他们也在找刘建明，也在找沈砚。这不是两条线，这是三条线。陆沉、沈砚、王怀安的余党——三条线正在向同一个方向汇聚。那个方向，是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