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是在王怀安死后的第三天，看到那份完整的毒理检测报告的。
报告是方明远亲自送来的，厚厚的十几页，用透明的塑料文件夹装着，封面上印着“密级：内部”的红色印章。方明远将文件夹放在她办公桌上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歉意，又像是警告。
“林科长，这是陆支队让我转交给你的。他说你需要了解案件的全面情况，才能做好公诉的准备。”方明远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了楼梯口。
林默坐在办公桌后面，盯着那个塑料文件夹看了很久。她没有急着打开，因为她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她已经从内部系统里看到了摘要——王怀安的血液中检出右美托咪定，牛奶样本中同样检出；卧室飘窗的限位器被人改造过；窗台上提取到芳纶纤维；冰箱底部发现微型音响，可播放次声波。三起案件，三种手法，全部指向同一个专业领域——法医毒理学。而在这个领域里，北城县只有一个博士。不，整个湖州市都只有一个。
沈砚。
她的手指在文件夹的边缘停了一下，然后翻开了第一页。报告是用标准的forensic格式写的，每一页都有编号、签字、日期。她用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过那些数据和结论，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她的心脏上。右美托咪定，一种高选择性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微量即可产生镇静和抗焦虑作用，与地西泮合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导致判断力下降、平衡感减弱。限位器，铝合金材质，非原厂件，卡槽深度比标准多两毫米，表面有人工打磨痕迹。次声波设备，频率十八赫兹，可诱导恐惧感和不安情绪，长期暴露会导致心理状态失衡。
她将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方明远的签名和日期。日期是昨天——王怀安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说，陆沉在拿到报告的当天就让人给她送来了。这不是例行公事，这是试探。陆沉在试探她的反应，试探她会不会露出马脚，试探她与沈砚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林默将文件夹合上，放进了抽屉，锁好。她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台灯的光透过眼皮，变成一片暗红色的、像血一样的颜色。她的脑海中翻涌着无数个画面——沈砚在图书馆里安静读书的样子，沈砚在雨夜里把伞让给她的样子，沈砚在毕业前夜喝醉了提起哥哥的样子。那些画面和报告上的那些冰冷的数字、那些精准的描述、那些无可辩驳的结论重叠在一起，像两张完全不同的底片叠加在同一张相纸上，模糊、扭曲、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幻。
她想起大学的时候。大二那年，法医系和法学系有一场辩论赛，辩题是“死刑是否应该废除”。沈砚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全程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辩论结束后，她问他：“你怎么看？”他说：“有些人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伤害。”她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笑了笑，没有追问。现在想起来，那句话不是玩笑。那是他的人生信条，是他七年后行动的预言。
她又想起大三那年，沈砚从省厅实习回来，请她吃饭。他点了一盘糖醋鱼，说：“我哥做的糖醋鱼比这个好吃。”她问他：“你哥是厨师？”他摇了摇头，说：“他是开挖掘机的。”然后他低下头，吃了一口鱼，没有再说话。她当时觉得他有些奇怪，但没有多想。现在想起来，那顿饭是他对哥哥的怀念，也是他对未来的告别——他已经在计划了，已经在美国的实验室里研究次声波、乌头碱、药物相互作用了。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回到北城，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
林默睁开眼睛，从抽屉里拿出手机，翻到沈砚的号码。她的手指在拨号键上停了一下，然后锁了屏，将手机放回了抽屉。她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说“我知道是你杀的”？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你自首吧”？这些话她说不出口，因为她知道答案。她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看过沈清案的材料，知道那四个人做了什么。李建国在现场指挥，周明远碎掉了举报材料，王怀安下了命令，刘建明在中间传话。他们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然后逍遥法外了七年。七年来，没有人替沈清讨回公道。沈清河上访了三年，被打回来三次。沈砚在美国读了五年博士，研究怎么杀人。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检察院的院子，路灯的光照在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冷硬的白。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的公务车，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她的目光穿过院子，落在远处的县政府大楼上。那栋楼她太熟悉了，她在那里开过无数次会，听过无数次汇报，签过无数次文件。但那栋楼里的那些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批着文件的人，有多少是干净的？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沈砚一定查过。他不会杀错人。
这个想法让林默感到恐惧。不是对沈砚的恐惧，而是对自己的恐惧。她是一个检察官，她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是让犯罪者受到审判，是无罪推定，是程序正义。但此刻，她心里想的是：那些人该死。这种想法与她的职业信仰背道而驰，像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在她的体内碰撞，激起惊涛骇浪。
她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她打开抽屉，又看了一眼那份报告。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的备注，是方明远的笔迹：“林科长，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专业，非一般人能为。凶手具有法医毒理学专业背景，熟悉反侦察手段。请注意，任何与凶手有关联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共犯。”
共犯。方明远是在提醒她，也是在警告她。他知道她与沈砚的关系，知道他们是同学，知道他们一直有联系。如果陆沉查到了什么，她也会被牵连。但她不在乎。她只在乎一件事——沈砚还要杀多少人？
她拿起手机，拨了沈砚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林默？”沈砚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接一个普通朋友的电话。
“沈砚，是我。”林默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你在哪里？”
“在家。怎么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你现在能出来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好。哪里见？”
“城东老茶馆，上次那家。半小时后。”
“好。”
林默挂了电话，将手机放进口袋。她站起身，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在她经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她身后一盏一盏地熄灭。她走下楼梯，走出检察院大门，坐进了自己的车里。她发动引擎，驶入了夜色中。
车驶过一条小巷的时候，她忽然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一辆灰色的SUV，不远不近地跟着她。她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攥紧了。陆沉的人。他们在监视她。她必须甩掉他们，否则沈砚会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