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伟靠窗坐着，目光投向窗外。熟悉的景色逐渐取代了城市的轮廓，连绵的丘陵，裸露的岩石，大片略显贫瘠的坡地，间或能看到零星的、低矮的土坯房。
远处，更巍峨苍翠的群山轮廓清晰起来，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近乡情怯吗？或许有一点，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沉甸甸的思绪。
他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感情是极其复杂的。
有深深的眷恋和感恩，也有前世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愧疚与反思。
他始终记得，当年拿到汉东大学政法系录取通知书时，全家乃至全村那种混杂着骄傲与忧愁的氛围。
那是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天大喜讯，可随之而来的高昂学费、生活费，却像一座大山，压得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喘不过气。父母愁白了头发，翻箱倒柜也凑不出那个数字。
就在全家几乎要绝望，甚至父亲动了让他放弃学业、早点打工的念头时，是村里的长辈、乡亲们，默默伸出了援手。
几位德高望重的叔公出面，张罗着办了一场极其简朴的“升学宴”。没有酒店，就在村头的晒谷场上，借了几张八仙桌，几条长凳。菜只有四样。
一大盆烧得油亮的土茄子，一盆清炒自家种的青菜，一盆油渣炖的萝卜，唯一的硬菜，是那只养了许久、一直舍不得杀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海碗的汤。酒，是镇上打来的、最便宜的散装白酒。
那天，乡亲们默默地来了。
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手上、脸上带着常年劳作的痕迹。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恭喜的话，只是憨厚地笑着，把一个个或新或旧、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包，塞到祁同伟父亲祁永年那双粗糙开裂、微微颤抖的手里。红包不厚，但对于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来说，每一分都是汗水摔八瓣挣来的血汗钱。
有拿出五百的，有拿出八百的，家里条件稍好点的，甚至咬牙凑了两千。
这些钱，或许是他们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的，或许是预备买化肥的，或许是想添件新衣的，但此刻，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塞给了这个即将远行、承载着全村希望的后生。
酒席散后，杯盘狼藉，乡亲们带着微醺，三三两两散去，还不忘拍拍祁同伟的肩膀，说些“给咱村争气”、“好好学，将来当大官”之类质朴的鼓励。
祁同伟站在晒谷场上，望着桌上几乎没怎么动的剩菜——乡亲们都很克制，肉菜和鸡都没怎么舍得吃，又看着父亲手里那一沓沉甸甸的、带着各种体温的礼金，他的眼眶发热，喉咙哽得说不出话。
他走到晒谷场中央，对着乡亲们离去的方向，也对着这片沉默的大山，深深地、久久地鞠了一躬。
正是这笔凝聚着全村人心意的钱，支撑他走过了大学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一年，让他不必为了一口饭、一本书而四处奔波，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学习。也正是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在他心底深深埋下了日后定要回报的誓言。
只是前世，当他终于有能力“回报”时，却在权力的膨胀和乡土人情的裹挟下，渐渐迷失了界限。
他无原则、无底线地利用职权为家乡、为亲戚“办事”，安排工作、承揽项目、违规审批……他以为自己是在报恩，是在“衣锦还乡”，却不知在不知不觉中，让一些乡亲生出了不劳而获的依赖心理，
甚至将他的“照顾”视为理所当然，更有甚者，借着他的名头狐假虎威，走了歪路。直到后来一些事情爆发，他才悚然惊醒，自己所谓的“回报”，或许在最初就错了方式。
若他能一开始就立下规矩，在原则范围内以更合理的方式引导和帮助，比如投资教育、引进合适的产业，而非简单粗暴地“开后门”，或许，很多人的人生会走向不同的、更好的方向，他也不会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吱嘎——”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打断了祁同伟的回忆。
客车摇晃着停在了淳山乡那个简陋的、只有几间平房的“车站”。
祁同伟背起帆布包，随着寥寥几个乘客下了车。乡上比几年前他离家时似乎没什么太大变化，一条不长的街，两旁是些低矮的店铺，卖些日杂百货，空气中飘荡着牲畜和泥土的气息。
他在路边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挑了些看起来还算新鲜的苹果和橘子——父亲牙口不好，苹果软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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