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火车跑得慢，保定到京城不到二百公里，少说也得晃悠四五个钟头。
临近中午，车厢里飘起各种干粮的味道——窝窝头的酸味、杂粮饼子的焦香、咸菜疙瘩的咸腥气。乘客们从包裹里掏出吃食，就着搪瓷杯里的热水，一口一口地对付午饭。
何大清也把饭盒拿了出来。
饭盒是杨明和陈东林给准备的，铁皮盒子一打开，红烧肉的香味像一头小兽，噌地窜了出来。肉块油亮亮的，红褐色的酱汁裹着肥瘦相间的肉，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旁边码着四个大白馒头，白白胖胖，还带着热气。
“咕咕咕——”
旁边的男人肚子里突然响起一串肠鸣音，跟打雷似的。
何大清扭头看过去，那男人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同志，对不住啊……我赶时间，早饭没吃，饭盒也没带。”
这年头火车上其实已经有盒饭了，木头薄皮盒装着，荤素搭配，三毛到五毛钱一盒。但也就那几趟长途车有，普通车次根本没这服务。大多数人还是得靠自己带。
何大清打量了一眼这男人——戴着眼镜，文绉绉的模样，瞧着像个读书人。
他笑了笑，把饭盒往中间挪了挪：“既然咱俩坐一块儿，那就是缘分。来，尝尝我徒弟的手艺。”
斯文男人连连摆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这哪儿好意思？我忍忍就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眼神却忍不住往那盒红烧肉上瞟。
他是真饿了。前几天老家母亲去世，他赶回保定奔丧，办完丧事又急着赶回京城，连轴转了几天，肚子里早没食儿了。
那盒红烧肉油亮亮的，像长了个钩子，勾得他嗓子眼直冒口水。要不是还撑着一口气，早就点头了。
何大清看得明白，也不点破，语气轻松得很：“相逢就是缘嘛，出门在外的，谁还没个难处？你要是过意不去，回京城你请我不就完了？”
斯文男人犹豫了一下，终于没再推辞。
“那……谢谢你了同志。等回了京城，我请你吃涮羊肉。”
他接过何大清递来的一个大白馒头和一双筷子，夹肉的时候特意挑了最小最瘦的两块，吃相也克制，一口馒头一口水，不急不慢。
两人边吃边聊。
聊下来才知道，这斯文男人叫伍思源，京城第二十六中学的国文老师，今年四十七岁。老家母亲过世，他赶回保定送了最后一程，家里一儿一女，昨天先回了京城，他多留了一夜，今天才走。
讲完自己的事，伍思源也好奇起来：“何同志，刚才听你说这红烧肉是你徒弟做的？您这是……厨师？”
“我叫何大清，你叫我大清就行。”何大清笑了笑，反问，“怎么，我不像厨子？”
伍思源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像。您这谈吐，倒像是跟我一个行当的。”
何大清听了，笑着接话：“你这么一说，也没错。你是教育工作者，教书的；我是技艺传承者，教手艺的。一个教知识，一个教技能，说到底都是教人的，路子不同，理儿一样。”
伍思源愣了一下，想了想，还真觉得有点道理。
他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接着问：“那您这次去京城是……”
“回京城养老。”何大清说得云淡风轻。
“养老？”伍思源一愣，上下打量了何大清一眼，表情变得认真起来，“大清同志，现在咱们国家正处在建设的关键时期，每个人都该尽一份力，让祖国更繁荣昌盛。
您看我，今年四十七了，不还站在讲台上发光发热吗？您这年纪轻轻的，应该……”
伍思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唾沫星子都快飞出来了。
何大清没觉得烦，反倒有点佩服。这年头的人，大多都是这副热乎心肠，恨不得把自己烧成炭，也要给国家添一把火。也正是这群人，才把后世的日子烧得红红火火的。
等伍思源说完，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何大清才慢悠悠地开口：“我今年四十八了。”
“噗——”
伍思源一口水喷了出来，呛得直咳嗽：“咳咳咳……您说多少？”
“四十八。”何大清肯定地点点头，顺手把身份证明掏出来递过去。
伍思源接过去，瞪大眼睛看了又看，再看看何大清的脸，再看看那纸上印着的出生年月，嘴巴张了好几次，最后化成一句感叹：“何大哥，您这可真是……保养有方啊。”
何大清笑着把身份证明收回来：“心态放平，多动动，少操些心，你也能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