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海军学院图书馆的橡木大门在身后沉重地合上时，16岁的奥斯卡王子殿下——或者说杨林——觉得整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肩胛骨上。
这不是修辞。
三个月来，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一人在寝室里面对镜中那张陌生的、高颧骨、浅金色头发的日耳曼少年面孔时，那种重量就会以最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呼吸会变浅，心率会不规律地加快，太阳穴会像被两根无形的拇指按压着，隐隐作痛。
医生说是“神经性紧张”，给他开了溴化物镇静剂。但杨林知道，这不是什么神经问题，这是一个来自2024年的历史系大一新生的灵魂，被硬塞进了一个1904年的德国王子身体里时，所产生的排异反应。
四月的柏林还带着易北河吹来的寒意。月光透过高窗上的彩色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蓝紫色光影——圣乔治屠龙的图案，威廉一世时代定制的，据说花了整整三年才从巴伐利亚的玻璃工匠手中完成。图书馆里弥漫着旧羊皮纸、红木家具和某种说不清的陈腐气味，那是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军官团思维定式在空气中缓慢氧化的味道。杨林在第一周就注意到了这种气味，它让他想起奶奶家阁楼里存放的那些六七十年代的《解放军画报》，纸张发黄，油墨发酸，翻开来会打喷嚏。
不同的是，那些画报承载的是一段他熟悉的历史，而这里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图纸、每一粒尘埃，都承载着一段他正在被迫参与其中的历史。
他坐在长桌尽头，周围堆叠着从闭架书库调来的船舶工程文献。闭架书库的钥匙是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弄到手的——准确地说，是贿赂了图书管理员施密特先生。贿赂品不是钱，而是两张威廉二世号邮轮的下水仪式观礼券。学院发了每个学员两张，杨林的那两张给了施密特，换来了夜间进入闭架书库的特权。施密特以为王子殿下只是勤奋好学，实际上杨林确实勤奋好学，只是学习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船舶工程。
左手边是一本1898年版的《海军建筑师手册》，翻开在“装甲带布置”章节，书脊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麻线，像是被解剖过的尸体重新缝合起来。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本人——现任海军国务秘书、公海舰队的缔造者、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真正的掌舵人。
提尔皮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海军少将，刚刚开始谋划那场将彻底改变世界海军格局的造舰狂潮。书页的边角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注释，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杨林花了两周时间才搞明白那些注释都是技术细节的补充——提尔皮茨在出版后有了新的想法，但没来得及修订再版，就直接写在样书上了。
右手边摊开的是一张巨幅绘图纸，尺寸是A0，纸张厚实坚韧，表面有一层淡淡的蓝色网格线。这是海军学院制图课上专用的图纸，从荷兰进口的，据说比德国本土生产的图纸更加耐折、不易发黄。杨林每次用这种图纸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微妙的违和感——荷兰，那个在十七世纪曾经称霸海洋的小国，现在变成了德国工业制品的供应商。历史就是这么讽刺，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是贸易伙伴，明天又可能是敌人。图纸上已经用铅笔画出了精密而繁复的线条——那是他花了一周时间，每天晚上溜进图书馆，凭借记忆一点一点复原出来的东西。
他的铅笔是特制的，从学院隔壁的文具店买的，六支装，硬度从4H到6B，用一个小巧的桃花心木盒子装着。店主是个退休的老海军军士长，左腿在1864年的普丹战争中被打断，装了一截木腿，走路时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
老军士长认出他是王子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差点没站稳。从那以后，每次杨林去店里，老军士长都会额外送他两支铅笔，不收钱，说是“对王室的敬意”。杨林每次都多付一些钱，让老军士长找不开，只能收下。这是他在穿越后学会的一个小技巧：用体面的方式接受别人的善意，同时不让对方吃亏。
改进版大和号战列舰。
准确地说，是经过他大脑筛选和重构的大和号。他不可能记得每一个隔舱的尺寸、每一块装甲板的厚度、每一根管线的走向，就像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记住自己手机里所有APP的图标排列一样。但他记得核心数据：主炮口径460毫米，舷侧装甲410毫米，航速提升到32-36节，满载排水量七万两千吨。更重要的是，他记得这艘舰的设计哲学——装甲与火力、航速的绝对优势，以及那个让所有海军工程师都为之颤抖的核心秘密：重点防护。
在这个时代，各国战列舰还在奉行“全面防护”的教条。设计师们像给圣诞树挂彩灯一样，把装甲均匀地铺满整个舰体，美其名曰“无弱点的防御”。杨林记得大学军事史课上，教授用一句话就戳穿了这个神话：“全面防护等于全面不防护。”因为当装甲厚度被均匀摊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足以抵御敌方主力炮弹的穿透。
重点防护则相反——把最好的装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地方用最少的装甲，甚至不用装甲，赌的就是炮弹不会恰好打中那些非核心区域。这个赌注在数学上是成立的，因为舰体的核心区域——动力舱、弹药库、主炮塔——只占全舰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理念在2024年连军事论坛上的高中生都懂，但在1904年，它足以颠覆整个海军界的认知。事实上，杨林记得，在原有的历史轨迹中，重点防护的概念要等到1912年的某次海军内部研讨会上才会被首次提出，等到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后才会被真正重视，等到1920年代才会成为各国海军造舰的标准。他现在把这张图纸画出来，等于提前了整整二十年。
这是一个足够让他上绞刑架的认知优势——如果被人发现这些知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话。
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连续七个夜晚的绘图让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磨出了茧子，铅笔石墨渗进指纹的沟壑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七天了。七天前，他在闭架书库的最深处翻到了一份1879年的造舰方案，那是德国海军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巡洋舰“萨克森”号的设计初稿。
那份图纸上的线条幼稚得像小学生的涂鸦，装甲带歪歪扭扭地沿着水线布置，炮塔的位置明显是后来改过的，留下了反复涂抹的痕迹。但就是这样一份粗糙的图纸，最终变成了一艘真正下水航行的军舰。杨林盯着那份图纸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1879年的德国工程师可以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造出一艘船，那么1904年的德国工程师，在克虏伯的装甲钢技术已经领先世界的情况下，凭什么不能提前十年造出超越时代的战舰？
那天晚上，他回到寝室，翻出一卷空白的绘图纸，画下了第一条基准线。
烛台上凝结的蜡泪堆成了一座小山，火光在图纸上投下摇曳的影子，那些线条仿佛活了过来，像血管一样在纸面上脉动。杨林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不是在画一艘船的图纸，而是在画一个活物的解剖图。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是骨骼，那个圆形的炮塔基座是心脏，那条贯穿首尾的动力轴是大动脉。等这艘船真的造出来，它就会像一头巨兽一样在海面上呼吸、奔跑、厮杀。
“殿下。”
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低沉而克制，像一把被布包裹着的刀。奥斯卡没有抬头，他知道是谁。
汉斯·冯·迪特里希，海军学院轮机工程专业的教官，一个四十出头、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海军少校。他是学院里唯一一个会在凌晨两点出现在图书馆的人——而且不是来抓学生夜不归宿的。冯·迪特里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妻子三年前去世了，没有孩子，他在学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每天晚上不是待在图书馆就是待在工作室里，研究各种稀奇古怪的轮机改进方案。
有人说他是在用工作麻痹自己，有人说他只是在等退休。但杨林知道真相——他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得知，冯·迪特里希的妻子临终前对他说了一句话：“汉斯，你答应我，要造一艘让英国人害怕的船。”从那以后，这个男人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承诺。
“少校。”杨林用德语回答，发音已经比三个月前刚到柏林时标准多了，但仍然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异样——这是杨林最后残留的口音痕迹，他总是把“少校”这个词的重音放错位置。在德语里，“Major”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但杨林的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往第二个音节上拽，像是有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