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农垦基地全体官兵集结完毕！应到一万五千人，实到一万五千人！请指示！”
周建国还了一礼。“让他们等着，先安顿北京的同志。”
中校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老兵对新兵蛋子的审视。他大概在想——就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让十五万亩荒地长出粮食？
“江辰同志，我叫马国良，农垦基地的主任。”他伸出手，“往后这十五万亩地，听你指挥。”
我握住他的手。马国良的手和周建国一样，全是老茧，虎口硬得像铁。但他和周建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周建国是带兵打仗的少将，马国良是带兵种地的中校。他的眼睛里没有周建国那种战略家的锐利，有的是一种被土地磨出来的钝重和韧性。这种人在军队里不显山不露水，但真要把十五万亩盐碱地翻过来，靠的不是周建国的军令状，是马国良和他手下一万五千个当兵的。
“马主任，今天下午，带我去看地。”
苏北的盐碱地在南京以东两百公里，靠近黄海。军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两个多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水稻田变成了棉花地，又从棉花地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荒滩。
傻柱坐在后排，脸又贴在玻璃上。这次他没大呼小叫，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的盐碱地。白花花的盐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地面上几乎看不到绿色。偶尔有一丛碱蓬从盐壳的裂缝里钻出来，蔫头耷脑的，像是拼了命才活下来的。
“江哥。”傻柱的声音闷闷的，“这地比我想的还烂。”
马国良坐在副驾驶，回头看了傻柱一眼。“这还算好的。往东走二十里，靠近海边的那块，盐壳厚得一镐头下去火星子直冒。我们有个兵，去年刨那块地，镐头崩断了，铁片子飞起来把他脸划了一道。”
军车在一排红砖房前停下来。这是农垦基地的指挥部，说是指挥部，其实就是几排兵营改建的平房。墙上的白灰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操场上整整齐齐列着一万五千个当兵的，绿色的军装从操场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盐碱地上，像一片被种在地里的庄稼。
周建国走到队列前面，没用扩音器，声音干巴巴的，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就一件事。”
他指了指我。
“这位是江辰同志，北京来的。从今天起，这十五万亩地怎么种，他说了算。谁有意见？”
一万五千人鸦雀无声。
“没意见就行。散了，该干嘛干嘛。”
队列解散了。当兵的们三三两两往地里走，扛着镐头、铁锹、扁担，和照片里一模一样。有几个人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偷偷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不是不服，是好奇。他们在想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周副司令员亲自去北京把人请来。
“江辰同志，我先带你看地。”马国良从兜里掏出一双解放鞋递给我，“穿这个，你那布鞋走不了盐碱地。盐壳子硬的时候跟刀片一样，一脚下去鞋底就划穿了。”
我换上解放鞋跟着马国良往地里走。傻柱和刘海中跟在后面，二十个青锋卫散开在四周。
盐碱地踩上去的脚感和普通土地完全不同。脚下的盐壳“嘎吱嘎吱”响，像踩在冻硬的雪地上。走了不到两百米，鞋底就被盐碱浸透了，脚底板凉飕飕的。放眼望去，十五万亩盐碱地像一块巨大的白色伤疤贴在黄海边上，海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盐碱地的苦涩味。
马国良蹲下来，用匕首撬起一块盐壳翻过来给我看。盐壳下面三寸厚的土层是灰白色的，像掺了石灰。再往下是黄褐色的生土，干硬板结，没有一点活气。
“这底下打过井吗？”
“打过。打到三十米出水，但水是咸的，浇到地里庄稼死得更快。”马国良把盐壳扔到一边，“十年前刚来的时候，我们试过用淡水洗盐。从二十里外的河里挑水，一亩地浇了三百担水，盐洗掉了，土也板结了，种下去的麦子连苗都没出齐。”
他把匕首插回靴筒里站起来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江辰同志，我跟这块地打了十年交道。十年里我试过洗盐、试过换土、试过种耐盐作物，全失败了。去年冬天，有个兵被盐壳子划伤了腿，伤口感染发炎差点截肢。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主任，咱们什么时候能种出粮食来？我当了十年兵，连块地都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