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一阵煤炉子的烟呛醒的。
睁开眼，头顶是斑驳的天花板，墙角有一片水渍，形状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
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灯管旁边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晾着几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蓝色的工装，背后印着“第三纺织厂”四个字。
纺织厂。1997年就倒闭了。
我猛地坐起来。
低头看自己的手——瘦，骨节分明，指甲缝里有墨水渍。这不是47岁外科医生的手，这是17岁高中生的手。
床头柜上，一本摊开的《高二物理（下）》，一支英雄钢笔，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
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全家福。我爸穿着工装，我妈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碎花衬衫，我站在中间，剃着平头，笑得没心没肺。
日历。1998年3月12日。
我盯着那个日期，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妈确诊的日子是6月。妈妈瞒了我两个月，直到我考试结束才告诉我。妈妈说：“妈没事，你好好考。”我信了。我他妈居然信了。
后来我想过很多次，如果当时我多问一句，多看一眼，多坚持一次，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如果”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词。
厨房里传来声响。锅铲碰铁锅的声音，煤炉子鼓风的声音，还有我妈的声音——“知行，起来吃早饭了，面条要坨了。”
我坐在床上，没动。
那个声音，我三十年没听到了。
从1998年到2028年，是三十年。2028年我47岁，死在手术台上，然后睁眼回到了这里。所以是三十年。
三十年。
我下了床，光脚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凉意从脚底窜上来。我走到厨房门口。
我妈站在煤炉子前面，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正在往锅里下面条。
她的头发是黑的，不是后来化疗时掉光的样子；她的脸是圆的，不是后来瘦得只剩骨头的模样；她的手是稳的，不是后来拿不住杯子的颤抖。
她43岁。我17岁。
妈妈还有六个月可活。不，在前世，她还有六个月可活。但这一世，不会了。
“妈。”
我的声音有点哑。妈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怎么了？嗓子不舒服？让你晚上别踢被子。”
“没。”
“那赶紧洗脸去。面条要凉了。”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她。
妈妈的身体僵了一下。我初中以后，就没这么抱过她了。
青春期的男孩子，觉得和妈妈亲近是丢人的事。我那时候不懂，丢人算什么？丢人总比后悔强。
“这孩子，”妈妈轻声说，“是不是考试没考好？”
“没。”
“那怎么了？”
“没怎么。就想抱抱你。”
妈妈没再说话。
我感觉到妈妈的手覆上我的手，妈妈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那是卖菜的手，是洗衣服的手，是给全家人做饭的手。
我用拇指摩挲着妈妈指根的老茧，硬硬的，硌手。
厨房里只有煤炉子的呼呼声和面条翻滚的声音。
“行了行了，”妈妈拍拍我的手，“面条真要坨了。”
我松开手，去洗脸。水是凉的，激在脸上，让人清醒。
镜子里的我——17岁，瘦，青春痘，眉毛很浓，眼神不像17岁。47岁的眼神装在一个17岁的身体里，怎么看都不对劲。
但我没时间管这个。
我妈端了两碗面出来。清汤面，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她把有蛋的那碗推给我。
“妈，你吃。”
“我吃过了。”
妈妈没吃过。我知道她没吃过。她总是说她吃过了，然后把好的留给我。这个习惯，她保持了一辈子。
我把蛋夹到她碗里：“我不爱吃鸡蛋。”
“胡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荷包蛋。”
“现在不爱了。”
妈妈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行，那我吃。”她把蛋咬了一口，又夹回我碗里。“一人一半。”
我没再推。我知道妈妈的脾气。推来推去，她会生气。她生气的时候不说话，只是把东西收走，然后自己躲到一边去。
我们面对面吃面。妈妈吃得很慢，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有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担心，不是疑惑，更像是在确认什么。
“妈，你今天不去菜市场？”
“去。吃完饭就去。”妈妈顿了顿，“你今天不上课？”
“上。下午去。”
“上午呢？”
“上午有点事。”
妈妈没问什么事。我妈从来不多问。她总觉得，儿子大了，有自己的事，问多了招人烦。
但我看到她的眼神。她想问。
“妈，”我说，“你最近胃还疼吗？”
她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胃疼？”
“昨天晚上听到你在翻来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