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在三年前发生的。
那时候我在干小折射。你也知道，小折射施工相对独立。不是在你们大炮前面，就是在你们大炮后面。总是和你们大炮隔开十几公里。这也造成我们危险系数增加了很多。
我的班组一共配了九个人。一个翻译，两个皮卡司机，六个工人。算上我正好十个人。军队配了二十个人为我们担负警戒和保卫任务。
我清晰地记得日期，九月十号。这天，我们像往常一样，由四名士兵随一辆车顶架着重机枪的皮卡在前面开路，草最少有两米多高，极其影响视线。一个排长和我乘坐的皮卡在后面十几米的距离紧紧跟随。左面六名士兵，右面六名士兵。其余士兵在后面跟着，整体形成一个以我的皮卡为中心的圆形，弯着腰向前悄悄行进。
一切都很平静。到达预定工作地点之后，我下了车，蹲下，打开小折射仪盖子，准备接上接上电瓶开始干活儿，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在周围响起，子弹呼啸而来。奔跑声，呐喊声，惨叫声不绝于耳。刹那间，已经有几位士兵倒了下去，呻吟着，滚爬着。
我一下子就懵了。‘完了！遭到袭击了！’我心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还没反应过来，却被一直寸步不离守候在旁边的排长一把按倒在地，‘Nomo…！（别动……）’排长这句话还没说完，却砰的一声倒在我旁边，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背上，浑身抽搐着，脸正对着他，血从他的头上沿着额头慢慢流下来，眼睛瞪得老大，盯着我，眼珠一动不动。没过一分钟，排长眼睛里的辉光慢慢黯淡，消失，最终，无力的半阖上……，这位排长牺牲了。我也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把头埋在地上，一动不敢动。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只是有时候能听见子弹打在仪器上的‘砰砰’的声音。思维已经凝固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枪声逐渐停了下来。只听见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仅剩下的一些呻吟叫喊声，在几声枪响之后，即刻停止，再也听不到了。开始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交谈声，越走越近，直到走到我身边。
一声惊叫！一大群人围到我身边。这时有人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抬起头来，试着看清这些袭击我们的人。因为长时间的爬在地上，眼睛一时间适应不过来。只是在刺眼的阳光下，站着一群衣衫褴褛的持枪黑人。光线和黑人皮肤的强烈反差，使我半天才逐渐看清对方的脸。‘Chinese！（中国人）’。其中一个人居然还懂些英语。
‘Standup！’这时候一个小子把我拽了起来。这句话我也听清了。上学时候每次英语老师来了班长都得喊一嗓子。
我站了起来，借着拍身上的土的时间，力图是自己镇静下来。斜眼看了看我的小折射仪，那上面最少六七个枪眼。看来，它没少替我挡子弹。
这几个人把我架起来，半拖半拽着来到那辆架着重机枪的车旁边。一个戴着墨镜，全副武装的头头模样的军人站在车顶机枪旁边，车边横七竖八躺着几句政府军尸体，浑身是血。
‘AreyouChinese？Chinese,ourfriend!Buttoday,younotlucky!（你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我们的朋友！但是今天，你很不幸！）’然后，他又拍拍那挺重机枪。‘Now,youandthisgun,belongtome!（现在，你和这支枪，属于我了！）’看来他的英语水平也不高，语法规则都不对。
听到这儿，我的心彻底凉了。看来他们要劫持我了，也许要拿我当做人质，当做他们和政府军谈判的筹码。
‘Weareonly
engineer!Wecomehereonlyforwork!（我们只是工程师，我们只是来这儿工作）’这时候，旁边被押着的我的翻译开始说话了。他好像也受了伤，胳膊上有些血迹。但精神状况看上去还好。我又向周围看了看，还好，九个工人，都站着呢，一个不少。我心里又踏实了一些。只是无一例外，手都被绑在后面。
这个头头也对翻译说的话产生了反应。他跳下车，走到翻译身边，扬起手，‘啪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一顿耳光。翻译嘴角流出了鲜血，逐渐支撑不住，倒在地上。这时他打了个手势，几个反政府军士兵一拥而上，用枪托。木棍等硬物轮番殴打翻译和其他几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工人。
这时候，我的脑子里非常乱。逃生的想法不时涌起。可是，能逃得了吗？周围都是虎视眈眈身强力壮的士兵，他们的枪可是比我的腿跑得快得多！不如先看看形势再说。在我面前对我的工人的殴打和虐待，肯定是在威慑我。那意思就是，别试图逃跑，要跑，肯定会遭到一样的对待。当看到翻译他们几个被打得死去活来再也动弹不得的时候，我基本放弃逃生的想法。逃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的生的机会，而顺从他们，则生的可能性则会大得多。何况，公司和政府军肯定会来营救我们的。
终于打够了。军官吩咐手下把我和其他雇员的衣服都扒光，只剩下裤头。同时，把一名一直老老实实的一个工人释放，这肯定是故意放走，给公司和政府军送信的。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被推搡着向南方走去，一直不停的走。大多数时候并不走路。而是在草和树林里面穿行。长这么大，哪光着身子走过！非洲这地方的树大多都是带刺的。地面草根树根也很多。身上被扎的都没好地儿了。唯一给我的优待是，我的手被绑在前面，没有反绑。晚上就露天睡在草地上，蚊子围着我打转，一开始还能觉出痒来，后来，根本都没有感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凡是裸露的地方，全都是包了。
第二天继续走，鞋底掉了，脚掌开始被扎烂，走到晚上，大母脚趾的肉全都磨光。
第三天，我实在走不动了，军官让我的工人轮番背着我，又走了很远。
第四天，我稍稍能走了些，军官不知道从哪找来头驴，让我骑着，可是，我哪会骑这个？不到半天下来，全身唯一剩下的好地儿，也被磨烂了。
第五天，装了他们好几天食物的胃肠功能紊乱，上吐下泻，发烧。他们吃的哪叫饭啊！至今我都弄不清他们让我吃的是什么！
第六天，一个工人试图逃跑，结果被他们一枪击中大腿，扔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死活了。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毒辣的太阳烘烤之下，我已经烧得不省人事。这时候隐隐听到直升机的声音，我开始庆幸，政府军终于来了。我有救了！
第七天，我彻底昏迷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熟悉的军装又出现在眼前。翻译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告诉我，‘我们得救了！’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又昏迷了过去。
直到十天以后，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起来。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正躺在设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中国医疗队医院里。看到一张张熟悉的和善的中国人的面孔，我感到真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我捡了一条命啊！”说到这里，梁工的眼圈红了。“我捡了一条命！”他又重复了一句。
“徐哥，别总这么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旭的眼圈也红了。又问，“政府军救你们的时候，你啥都不知道了？没有再经历什么险情吧？”
“当时确实不知道了。后来翻译跟我简单讲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