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43]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
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41][43]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
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43]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
“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
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律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颁《大业律》。
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
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外交
杨广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
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
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
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
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
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杨广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
[44]隋朝后期，突厥空前强大，周边各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30][31]
西域各国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
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
在返回途径大斗谷时，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文武官员遭受饥馁、湿冷，士兵冻死太半（三分之二），马驴损失十分之八九，随行的后宫妃、主狼狈相失。九月，杨广的车驾进入西京长安。
[45]杨广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
其意义重大。
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杨广一人。
杨广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很快就失去控制。[26]
杨广到达张掖之后，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前来开宴会，呈现隋朝文物，奏乐九部音乐，十分盛大。
[46－47]为了展现隋朝的富饶，大业六年（610年）元宵节时，杨广于东都为西域人演奏百戏，夜间灯火照耀同白昼，月底而终。
杨广为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杨广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
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
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
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
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11]
杨广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中国威、畅通丝路。
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
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杨广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
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
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新罗
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48]到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49]
倭国
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开皇二十年（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
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杨广递交国书，自称“日出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天子”，引得杨广勃然大怒。
[50]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
杨广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
赤土国
杨广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
大业四年（608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
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杨广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51]
宗教
佛教
杨广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
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
）为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
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
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52]
道教
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
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53]
3轶事典故编辑
楼台牡丹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
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
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
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
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
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
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
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
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
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54]
龙舟选美
杨广下江南时，在龙舟选有1000名美女，让她们穿上白衣，在船前拉纤。
杨广下江南[55]
杨广在船上观赏时，看上了“殿脚女”吴绛仙，当即纳为嫔妃。
杨广曾靠着门帘，对身边大臣说：“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绛仙，真可疗饥矣！”
[56]杨广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以抒情诗为主。
杨广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
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
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
他的诗歌融合了帝王的豪雄气概与诗人的细腻情怀，融合了北方诗人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人的清绮纤丽，从而具有了帝王霸气和文士秀气的双重特点。
尽管他的诗歌有的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宫体轻艳之嫌，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
他在推动诗歌格律化，开拓诗歌新气，,融合南北诗风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诗及其诗风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这是杨广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
“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
“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
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
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
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
王夫之评杨广《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
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
杨广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
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安社稷”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
《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亡国之君，多被毁誉。
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
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杨广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
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
杨广曾以此题作曲。
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
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隋书·文学传序》）。
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
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春江花月夜》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
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
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杨广诗风功不可没。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
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
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
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
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
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
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
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
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
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
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61]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
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
帝**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
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
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
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
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
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
山陵始就，即事巡游。
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
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
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
召募行人，分使绝域。
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
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
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
性多诡谲。
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
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
求市者无远不至。
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
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
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
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
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
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
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
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
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
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
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
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
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
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
不轨不逊，以为娱乐。
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
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
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
各求苟免，上下相蒙。
每出师徒，败亡相继。
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
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62]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
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
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
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
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
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
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
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63]
李密：”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64]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65]“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
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
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66]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67]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68]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55]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69]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70]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71]
**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72]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73]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
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
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74]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
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
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
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75－76]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77]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
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
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75]宇文化及的野心之路，自此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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