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这几件必须亲自做的事务外，范文琪终于腾出功夫，游历潮州的风光和名胜，和当地的士绅吃酒赋诗，相互应和了。
阎尔梅皱了皱眉，“于情、于理，还是亲历亲为的好！”明磊知道这是阎尔梅拘着面子，不好深说，便笑着问范文琪：“颉刚，你一年明里暗里的收入加在一起，不过一千两吧？有名的幕僚一下就请了六个，你请得起吗？”
范文琪苦笑道：“咳！一言难尽啊！六个幕僚，一人最少一年二百两银子，还有长随们呢，人家跟你不就为了钱，少说又是五百两。我倒好，一年干下来，净亏七百两。
璞麟你也知道，我顶多懒散一些，但操守不亏，不会贪墨百姓，好在家道殷实，也没有什么！可那些家境不好的官员呢？想不贪都不行啊！
我现在还真有些理解那些家境贫寒的贪官了。”
范文琪是这样，而陈于阶更是过分，到任伊始，就没怎么理政，全权托付给了阎尔梅。后来，在阎古古文集中有所提及，曾记述在岭东，他自己通常每天早晨要阅读和修改案牍公文，下午听审前要检阅案卷，退厅后要阅读当天送到他案上的全部卷宗。在他不得不迎送经过的上差和同级官员时，他总是携带着案卷并在舟车旅途中阅读。以便在他回衙后，连夜进行审判。
明磊听了范文琪和阎尔梅的叙述就乐了，俩人完全被书吏下了套，都还不自知，这些书吏的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来自现代的明磊呢？
州县官作为外来人，并不熟悉该地方情况和问题，甚至连方言都听不懂。州县官除了可能与当地士绅来往之外，由于身份、等级的限制，几乎与当地百姓没有什么个人关系。
而书吏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亲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区，虽然他们的服务期为五年，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改名换姓地保留其职位。另一方面，一个州县官却可能被免职、调迁、普升，即所谓的“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
于是，政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格局：不断更替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位、久操其事且老于世故的当地书吏、衙役等为政府服务的人员。
这种状况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何其相似。不过就是把州县官换作某一执政党的议员，书吏们换作文官集团，欧洲、日本、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如此！
仅以英国为例，保守党或工党执政不过四年，连任的机会一半一半，职掌某一部门的大臣并非通常对外宣传的那样，是什么民主选出来的精英！英国议会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政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里，三分之一的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三分之一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多名议员正好填补了一百多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而这些部门文官的头头们，从事行政事务工作超过二十年。在他们眼中，大臣们既未经适当地挑选，又未经适当地训练，于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的替大臣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每一位大臣回忆他们的执政生涯的时候，结果不言自明，全是一事无成。
无论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高尚，想法多么美妙，文官们都会用一成不变的拖延战术把它轻而易举的毁掉。
第一阶段：置疑该不该做。文官们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第二阶段：置疑该怎样做？如果第一阶段被突破，他们就会说，他们很欣赏这个意图，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呢？
第三阶段：如果大臣还没被吓住，他们立马将立足点转移到置疑该什么时候做。
第四阶段：许多大臣是不会到达这个阶段就裹足不前了。而一旦到达这个阶段，文官们会说政策上碰到了困难：如技术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法律上的困难最派用场，因为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能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即便有人坚持到了最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文官们会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这项政策即使获得通过，实施会在下一个任期，您肯定是下一任大臣吗？难道要白白便宜您的继任者吗？”
放心，整个民主政治训练的政治家都是利己主义者，决不会有人会自觉地为他人作嫁衣的！有这种愚蠢之极想法的人不是太老得不在意未来了，就是太年轻还不知道在意未来，所以，不可能成为大臣！
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明磊看过不少，没想到几百年前的明朝，也是类似的情形，看来书吏或者文官操纵政府的这个老大难问题，还真是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