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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大毛、志伟、小歪和我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
这几天曹爹爹又一次被震惊了，虽然我们会偶尔回来坐一坐，喝喝茶，但到得这么齐这么长时间，尚属罕见，大毛他逃课，教导主任也只上睁只眼闭只眼————穷了，孩子能早当家就成了，顾不了那么多，不是眼光长远的问题。
火锅店的事情众人皆知，班上的同学多半略表关心，有人漠不关心，还有一个赤卫队成员在班上，上次调戏余老师的刘磊就是其中一员，这是大毛告诉我的。
我找了这个刘磊，问他：“你是赤卫队成员吧。”
“我是，你们想做什么。”他很慌张，他的朋友不在身边，我有五个人，足够爽快地教训刘磊一顿，不过人多欺负人少的事情谁爱干，青铜圣斗士都不干。
“我没那么无聊，想告诉你这几天公安在找赤卫队，你最好别参合进去。”我说，“如果在现场抓到你，我也没办法了。”
刘磊应该有点意外地说：“为什么跟我说？”
我走了什么也没说，没必要讲那么明了，意思很简单了。
警告那小子以后，我估摸他一定去报了信，公安按大毛的情报按图索骥，扑了空。
火锅店的生意被耽搁了三天，搁不起，快八十年代中国人刚把“下馆子”写上年度计划表，再等两天，张先婷开门营业，她可以独当一面了，带着火锅店发展到要开分店，在这种环境下，好比计算机还是专业人士的玩具时，比尔大门同学已经做到傻瓜图形时代了，根本是理念和思想上的差距，大毛他们肯定向张先婷灌输了我灌输他们的那套：想别人想到的，做别人做不到的。
大毛想去火锅店看看，我去不了，杂志社在催稿，还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以后要经常回杂志社坐坐，等毕了业正式入社，一群人正摩拳擦掌地等着我。
今天又去省编来稿，不怎么习惯文章里加上“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列主义指导我们”的格式，这些人应该去看老毛同志的《论党八股》，整天学习的东西竟然视而不见，口号的浮于表面话，从子曰到拿零八说事，话是好话，全是借口就大而无当了。
下午没去上课，我在杂志社里这么干了一天，余老师她来了，看到我在杂志社里，惊讶地说：“王喜同志，稀客啊。”
“余老师好。“我装嫩。
她说：“我不是你老师了，现在别这么叫我了。”
“哪的话，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说。
“去趟香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学会不少。”
我抽出屉子里的糖衣炮弹，一铁盒的饼干，大陆也有饼干，是动物饼干，我小时候老喜欢吃这个。在香港时，看到这种铁盒装的饼干盒，是撒了白糖的甜饼干，跟《鬼马狂想曲》私家侦探社的饼干盒一模一样，觉得有趣就买了一盒。
余老师开了铁盒子，拿了一块，说：“我又不是小朋友，不吃你这套！”
同事们都来吃，我说：“这个月的奖金是每人一块饼干，各人领个各人的份，别拿多了。”话出口被乱鄙视，吃不了兜着走的是他们。
“MissYu要高考了吧？”我问。
她点点头说：“是啊，但是就怕考不上，越到这个时候心里越没底。”
“干嘛为这个担心，你都教过书了，考试没理由过不了。”
这是正常反应，到关键的时候，人一紧张就会对自己起怀疑。我的话其实作用不大，靠她自己，坐在高考教室里，看到试卷问题就解决了，想当年我就是这么过的，心里也没底，直到高考到考场，望着试卷，我才知道，我开始狂冒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