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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伯伯终于讲了他的故事。
本世纪初，余伯伯的父亲在武汉是有头有脸的民族企业家，在武汉，国民党的高官都要卖几分面子，但这一切只能在大武汉空袭中，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干干净净。余伯伯当时10岁，他只有个哥哥15岁，一家慌乱地逃到重庆，“财产尽失如丧家之犬”，在重庆呆了五六年，眼见抗日战争进入尾期，余伯伯的父亲把他们兄弟叫来抽签，长签是继续留在重庆上西北大学，短的是秘密送到延安参加共产党。余伯伯的哥哥不抽，他早就决定到延安，独自一人去了38军113师，原红25军，随部队参加了抗日、解放、朝鲜战争，当上了113师的政委。
余伯伯读了西北联大，后保送去了美国读法律，机缘巧合之下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哥哥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回国加入共产党，余伯伯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夫人王阿姨离开了美国…………
“可惜地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如同中国解放时期的历史簿，一页页写满奋斗与信仰的字眼。
我说：“他是一位好兄长，好战士。”
“死得其所了，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余伯伯引用了巴顿的话，他又说：“走的也好，留到后来的运动中，我这个走资派还得连累他。”
长辈们烽火年代的故事是百听不厌，余伯伯讲的也带劲了，他说人生大起大落才能看透一切，现在只看透一半。
我笑了，没有说话。
转眼到了晚上9点，我该走了，王阿姨说：“小喜常来玩，看你们俩聊得挺投机。”我笑着说好。
余老师又一次送我，她问：“我爸和你谈什么了？”
“革命教育，收益匪浅。”
“又说了回国建设那会吧，几十遍了。”余老师随意地说。
代沟总是存在的，奇怪地是我们与爷爷辈沟通并不想与父辈那么难，可以说是听故事和听道理的不同。
我扯别的话题，说：“余老师，高考应该有把握了吧。”
“怎么都问这个，烦，你还不是可以考，曹爹爹举双手赞成。”余老师说，“还不是那样了，总是觉得没方向。”
“没方向。”
“也不知道要考哪方面，就每天拿本书背，无趣的要紧。”
王小波也曾经迷茫地背诵着“十次路线斗争”，他还说这件事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忽然觉得自己高考的时候真是很幸福的时候，起码出题的人已经把条条框框给限定好了，只用拼命的做题，必定能拿个好分数，但有点小小的后遗症就是这题目好象永远也做不完，且需要不停的重复下去，当然我背功并不了得，人也相当的懒，高考之后也只能用退学的比尔大门同学安慰自己。
我说：“高考不是有复习题吗？”
“就几十道题而已，还得自己找类似的题目做，又不是文科需要死记硬背。”
“那我们出本高考复习题集怎么样，可以给广大的悻悻学子一盏明灯。”我灵光一闪，脱口而出。
“又出坏主意，是你资本主义的毛病又犯了吧。”
“没。”我矢口否认，“不是人人都象余老师这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不能因为数学0分就把人家臧克家拒之门外吧。”
“好好，那是不是你来编？”
我说：“对，收集点类似题目，再说还有曹爹爹和亲临高考一线的余老师帮衬，手到擒拿的事。”
“我没你那能耐，还是你自己忙去吧，既然有把握能出高考的复习题了，干嘛不自己上考场。”
“怎么都问这个，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