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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安和看样子是真要喝穷我，他把许鞍华和张艾嘉都叫上了。我还要回去请示领导，这个时候，自由只是相对的东西，经历过很多次的教训以后得出的经验，但今天还是想顶风作案，证明玩乐的力量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
傍晚，拉着他们回到了酒店，苏加仁厂长、文化部派来的一个专员和邵逸夫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聊天，还有一个记者坐陪，那记者我认识，叫陈小刚，他和艾青老先生有些交情。
苏加仁厂长看这么一大群人，说：“小喜，你朋友啊。”
我如实地说：“他们是我拍电影时认识的同志，我想和他们到处转转，回来跟苏老你说说。”
苏加仁厂长点点头，说：“我还有点事情交代，跟我过来一下。”
“嗳。”我跟着苏加仁厂长走到他们视线以外，苏加仁厂长回头对我说：“小喜，你们认识了多长时间？”
话说得突然，我说：“苏老，你不放心吗？”
他摇摇头说：“香港的电影人并不是完全向左，他们的市场不在大陆，有时候墙头草了一些。”
我没想到苏加仁厂长能有这样的认识，说得很透彻，邵逸夫先生的无线电视台和旗下的电影公司在台湾和东南亚几乎一家独大，想到后来任何韩国梆子的演员说自己的电影历程总会提当年香港电影的影响，苏加仁厂长分析得很有道理。
作为每年都给蒋经国祝寿的电视台，上面怎么会把《亮剑》批给他们。邵逸夫又怎么会顶住台湾当局封杀的压力，在香港播这种离香港人生活很远的革命电视剧。不外乎是1979年到1980年邓小平爷爷明确了香港的回归，还有中央对台湾政策也在向对话和三通的方向改变。
而且1979年因为“美丽岛”事件台湾岛内的民主进程呼声很高了。虽然领导人是陈水扁之流。但在1986年，他们成功地让蒋经国开了党禁，可笑地是老蒋头的儿子提出的几个条件虽然反共，却讲明了不能搞台独，显然哄走他的这些个“民主人士”并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多少。
我对苏加仁厂长，说：“我明白您老的意思，我和他们只是朋友关系，并无半点政治立场可言。”
“虽然，我们并不反对朋友间的交往。”苏加仁厂长，说：“最好保持点距离，文化上的交往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尺度。”
我点点头，苏厂长也点点头。
回酒店大厅，我看见邵逸夫先生和许鞍华说着话，苏加仁厂长笑着高罪，说：“不好意思，有点事要给小喜交代，要大家久等了。”
对我说：“小喜，你把赛可也叫上吧，去香港到处转转。整天年青人闷在房里也不好，出去玩注意安全。”
正合我意，叫上了赛可，她和张艾嘉相熟，两个女同志见面就聊到一块了，丝毫没介意，谁是来自大陆，谁是出生在台湾。
出了酒店，天已经黑了，夜色在五彩的霓虹灯的映衬下更浓烈了，我叹了口气，心情似乎被苏加仁厂长的话拉了下来，张艾嘉看我不如平时活跃，似乎猜到了什么，问我：“刚才你的厂长是不是说了我什么的吗？”
我望望她，又望望半掩在黑色中的月亮，再次叹口气，缓缓地说：“苏加仁厂长要我天黑之前一定回家。”
苏安和他们“切”我一声，张艾嘉拍拍我的脑袋说：“放心吧，姐姐一定把你完完全全的送回家。”
在这个时代，大我三岁的张艾嘉姐姐领着我们到了香港兰桂坊，他们常玩的蓝调风味的酒吧。
赛可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满脸好奇。我对这种地方的兴趣缺缺，主要是我还是王玺的时候，来这种地方只有少儿不宜的目的，现在觉得自己那时真是荒唐，有时回想也会惊讶自己有一天会这么评价自己，不知道是我变纯洁了，还是这个理想化的社会让我纯洁了。
我们排成一排挨着吧台坐，张艾嘉姐姐把要完完全全把我送回家的诺言忘记得一干二净，要教我玩香港酒吧时兴的古惑骰，就是猜点数，象我们常叫的吹牛和猜六点，庄家喊有几个六之类的游戏，但技术含量更高，因为可以随便叫几点，而且可以重复叫，加了个一点当任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