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马来西亚倒不是怕丢人，因为没人知道那套衣服是什么样的，你说是加拉塔萨雷的也没有问题。只是现在球队太多，还没轮到大马。
不穿曼联，是因为David讨厌Beckham，虽然Beckham也叫David。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说话像女人的家伙竟能娶到一个火辣的女人，并且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女人期盼能和他火上一把。
David上课有个特点，腿总是不停的颤动，并且很卖力，地板也会跟着震动。不过这种情况在夏天很少发生，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脚都在椅子上或者书桌里。
David如此长期的运动，造就了他发达的脐下肌肉。踢球的时候，David专司前卫，就是托蒂在意大利国家队扮演的角色。这个位置让David成为一个影子杀手。通常的战术是，我方后卫瞄准对方平行站位的后卫中的一个，开大脚。然后David利用发达的腿部肌肉启动，在球即将到达的时候和对方后卫呈拼抢状。只见David背对对方球门，用发达的臀部肌肉一顶，对方后卫顿时倒地。此时球正好到达，David就达到了有控球权，不越位，直接面对守门员的一石三鸟。然后转身射门，如果这个球没有射偏，那就进了。
中国之所以是个菜鸟，就是因为屁股太小，而脸太大。特别是那帮后卫，把皮弄黑了就是刚果的难民，遇到David这样的杀手还能不怵？
所以，要让中国足球真正的冲出亚洲，首要任务应该是丰臀。郝海东之所以是第一前锋，就是因为他屁股大。
5．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很难听，叫大便。这是因为他说话很直白很忡，又臭又硬如一泼风化了的屎。大便还有一个外号叫大奔，取自于戴勒姆·克莱斯勒的那个大奔。这个名字叫得远没有大便响亮。不过，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在这里还是叫他大奔。
继羊之后，大奔成为我第二个同桌。当时我俩坐倒数第二排，后边是羊和乌龟。大奔开始时也很爱吹爱侃，可惜他和我们仨谁都骂，忘记了紧密团结群众的优良传统，后来就形成仨打一的形势。
我们三人常常先在暗地里背几首绝句，然后以帮助大奔提高语文成绩为名，和他一起背，一人一句，谁背不下来谁中招。结果大奔和椅子同时横在地上的场面就经常发生。
后来大奔除了甩扑克，不再和我们一起扯，改行睡觉。他这一睡竟然睡出了学习态度。
事情缘于两件事在同一天发生。第一件事是小杨老师反映我们四个人上课不遵守纪律。第二件事是章鱼因为学习态度不好被老师调到了后边。章鱼空下的位置被大奔填补，因为班主任老师火眼金睛，在小杨老师举报后对我们四个严密观察，及时发现大奔出淤泥而不染，上课不和我们三个一起说话。宣布的时候，老师意味深长的对大奔说：“后边有人老说话，会影响你的学习和前途。前边都是学习好素质高的同学，你要洗心革面。”
这件事情促使我三年来唯一一次和同学翻脸。大奔回来取东西的时候，我指着他鼻子骂：“狗逼，有种你别再回来，不然我弄死你！”
大奔没搭理我，走了。我更气，于是又大骂他一句。
大奔被骂激了，说：“你少给我磨叨，是我说自己不说话的么？有种你找老师去！”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开始对骂，使用的全是字典里没有的字眼，让女生听了脸红。
大奔刚到前边的时候有些拘谨，没敢睡觉，确实洗心革面了一阵子，期考排了23名。这个数字是他历史最好排名数字的一半，特别是他语文成绩第一次及格。宣布成绩的时候，教语文的班主任把大奔的卷子举得高高，说：“看，这就是坐在前边和坐在后边的区别，这就是做人的区别。”
乌龟和羊怪我没和老师闹翻天。我说不着急，她爪子举的越高，摔下来的就越重。
后来大奔又洗心革面回来，继续睡觉，把排名睡到40开外，又因为学习态度不好而被调回到后边。当时我已经是小命难保，对他是有气无力，只能不痛不痒的说了句“成也睡觉，败也睡觉”。
6．
刚入学的时候，乌龟曾经给要疯编过一首歌谣，曰：
一面大旗震八方，鸭王谷内闪金光。
一杆金枪横日月，塞外淫魔吴要疯。
所以要疯就被人称为鸭子。
鸭子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典型的小人物，这决定了他没有上过什么好的学校。他的小学和初中由于没有生源，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凭此有时候也说八中的衰败是由于有了他这个丧门神。
在我们上高一的时候，鸭子还住在黄家大院的小平房里边。之所以叫黄家大院，是因为最先在此居住的人姓黄。此人很有经济头脑，在城市里开始了圈地运动，一点点盖起了小平房，然后出租给闯关东到这里无处落脚的人。后来这里有了很大的一片宅子，于是就以房东的姓氏作为地名。2000年夏天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把三年彻底改造道外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据说为了配合央视的采访，还有一个副市长特地勒紧裤腰带钻到黄家大院的小胡同里边，对全中国的观众说我们要申报联合国人居奖。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为政绩而策划的虚拟工程中，黄家大院是最出名的楼盘。这不光是由于这里居民居住条件差，改造难度大。还因为他们由于对拆迁政策不满而上街闹事，封锁了连接道外区和太平区的太平桥。
黄家大院改造后被政府改了名字，成为皇家花园，于是政府在居民闹事的问题上很有皇家的魄力，调来大批的防暴警察，以为警察们一冲，老百姓就会如鸟兽散。没料到这里的人拿起道路两旁的砖头石子向人民卫士们砸去。
要说我们中国的警察就是比外国的警察文明，出警的时候连钢盔盾牌电棍枪支什么的都不带，只穿了一身皮。他们看老百姓没有如鸟兽散，就自己如鸟兽散，一个个钻进警车，落荒而逃。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特别是在道外的街头巷尾，人人谈论与此有关的话题。太平桥头每天都聚集了很多的人看热闹。有的说警察打死了好几个人，还抓了十多个；有的说不对，是居民打死了好几个警察，还焚烧了一辆警车；还有的说，抓去的人到了公安局就给放了回来，因为有外国记者采访。实际上哪个也不对。
此时市长区长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是偶尔会在道外区以外的地方露出头继续大谈三年改造。只有几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每天在此做思想工作。此事闹了半个多月，以政府的妥协告终。
或许是为了报复这里让市长丢尽脸面的居民，工程的开发速度极慢。等到三年大开发的日期将尽的时候，原计划第一年的改造项目刚刚竣工。黄家大院成为了没有花的皇家花园。再看看当年的报纸，政府好象在给小朋友们讲童话。
但不管怎样，当年动迁时在黄家大院卖家底的鸭子终于住上了楼房。而且进户的时间恰倒好处，正好是在我们要上高三的时候，这让他节省了每天两个小时的坐车时间。
一年后，鸭子又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的本科。八一农大据说是省内录取分数最低的二表本科。他们唯一炫耀的资本就是，学校是由王震将军创建的。而现在的学生不知道王将军是什么人，因此学校没有吸引力。但不管好坏，到底是一所正规的本科，而且鸭子学费不过万。这也是他的家人最希望的。可以说，鸭子在我们这些人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平日里，和他的住房升学一样，鸭子没有一样可以拿来向别人炫耀的。他的学习很一般，相貌很一般，计算机很一般，台球很一般，体育也很一般。只是精神不太一般，说话的时候手总要举过肩膀甚至头顶，张牙舞爪。
这很好，炫耀的资本其实都是累神的徒劳。把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保持到得心应手，让自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生活的最佳状态。
鸭子常说的话是，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鸭子在大学里继续他任逍遥的生活。每天晚上不是以“东北胡子头”的名义去上网，就是去喝酒。喝醉后给我们打电话，每次都是用他那僵硬的舌头说四句话：“喂，是某某么？我是鸭子。我刚才喝酒了。好了，我这是长途，话费太贵。再见！”等到第二天，你还会接到他的电话，这次他没喝多，一个劲儿的盘问昨天他酒后失言，说露了什么。
7．
再回过头来说乌龟。
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学习成绩和所谓的学习态度，我和乌龟几乎如出一辙。因此，在教室里我们的距离始终不远。我和羊坐同桌的时候，他在羊的旁边；我和大便坐同桌的时候，他在我后边；到了孙馨之后，他成为我的同桌。
让我很感激乌龟的一件事情是，在高二的时候，他曾经替我和三班的一个小子练过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乌龟出去开会（这是我们的术语，是上厕所的意思）。我俩刚走到走廊，三班那个小子就一脸的凶像上来，问我瞅他干嘛。而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之后他和我俩越说越激烈。等我们决定不再理会他的时候，那小子就从后边扑上来，和乌龟厮打起来。
当天晚上，训导处主任在她的办公室紧急召开了一个由三班班任、我们三个学生和家长参加的特别会议。
这次动手，理亏的本不在我们这一方，拳脚上也没有吃到什么亏，加上我的舌头，最后我俩是一身的干净，相安无事。但是，从此以后我对乌龟很是感激。即使他后来做了一些很莽撞的事情，被我看不惯，我也极力的维护他。原因很简单，落难为友么。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一个人只有在遭遇不测的时候，才会看清平日里谁落井下石，谁退避三舍，谁拔刀相助。
在那次打架后不久，乌龟成为我们的三位班长之一。虽然当时是老师提名，但这位班长并没有成为老师的走狗，相反，他还曾因为十元钱的本子费而和老师进行三次谈话。他看不惯的就是老师们那一副势利虚伪却道貌岸然的嘴脸。
至于老师为什么当时瞎了眼选择他当班长，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时乌龟很有希望考上零表。乌龟的父母都是司警，他本人也有考军警宪特的愿望。当时他的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都能和零表沾上边。
后来在我第一次化疗的同时，他得了气胸，动了刀，学习成绩也大不如从前，加上他的桀骜不驯，迅速在老师那里失宠。
最后向大家介绍我们这片兄弟里唯一的一个女生，阿宽。
在八中门前的北新街上，你要是看到五六个或者十几个男生横着在大街上走，中间有一个丫头的话，那个丫头就是阿宽。但前提是你能相信世界上有长成她那样的丫头。
阿宽和我比大多数人都大一岁，是从上届掉下来的，学籍也不在我们校，是借读生。因此，她学习的好坏对老师不痛不痒。只要按时上缴赞助费，她本来默默的在八中度过平淡无奇的两年就可以了。可是她偏要和大家凑到一块，凭着张扬的个性让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
阿宽很贪睡。我在前边说化学老师后来讲课像催眠就可以从阿宽这里得到左证。她说，什么课都没有化学课睡得香。
她还说自己生来就注定要在学校里边靠睡眠度过。这或许不假，看看她那和桌子一个颜色的皮肤，趴在那里老师会以为她没来上学，天生的保护色。阿宽曾说，我黑我有光辉。
阿宽家就在我家对面，但我每天上学都很害怕见到她，因为这意味着我很可能迟到。一次，老王和水晶上学迟到，老师对站在门口的他俩大叫，说：“就你们男生爱迟到。”话音刚落，老王和水晶闪身，后边露出来阿宽。老师对阿宽说，你早晨上学就不能快点走？阿宽说，那没用，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就是迟到了。
为了减少被老师骂。阿宽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比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老师都以为她家离学校很远，每天都要遇到塞车。有的时候她还会把书包扔在小卖店，然后慌称是上厕所了。
不过最完美的一个理由，应该是我和乌龟给她设计出来的：先是家里电梯停电，要步行下来；接着遭遇公交车等客堵车，在十九道街又遇到消防队收车戒严；然后在十八道街遇到红灯，虽然当时十八道街是早市，只有东西方向的车流，闯红灯没有任何的危险，但也要做一个好公民；最后在快进入教室的时候看到厕所，条件反射，感到尿急。
阿宽倒真这么和老师说过。老师听到阿宽的歪理邪说后，知道她是在抬杠，问她为什么都让她赶上了。
阿宽的回答也干脆，“小概率事件多次重复必然发生。”这是老师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的常用语。
如今的阿宽在一所民办大学里读书，花钱如流水。但她的性情总没什么改变，做事情依旧毛毛草草。非典前一个雨天的下午，阿宽来电话说她同学买车票钱不够，让我在十五分钟内赶到火车站。
我不敢怠慢，顶着小雨打车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看到阿宽和她所谓的美女同学，这二位的回答险些把我气炸：她俩昨天从学校出逃，身上还有个二三百元，然后一顿挥霍。那MM本来是打算做火车回家，孰料下午的电视太精彩，又赶上下雨，便在阿宽家癞着不走，看时间马上就要烧屁股了，才动身。
谁知由于交通管制，所有出租车进入火车站必须先到大直街上去兜一圈，而大直街上红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了车站，火车估计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这时候他俩又想起坐汽车。可一看票价，缺20大毛。紧急把我调来，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有一样东西似乎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那就是爱情。黑龙江出现首例SARS疑似病例的时候，全省上下，人心惶惶。所有高校在四月二十五日宣布封校。
阿宽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时候从学校回了家，接到学校要求她必须返校的通知，她首先想到的是乌龟的生活。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一早，和我一起装扮成检查工程质量的技术人员和民工，从乌龟学校的工地混入校区，为的是给那王八盖子送口罩和RMB，并嘱咐他一定要注意营养，注意消毒，注意戴口罩，注意不要到网吧和人多的地方，注意不要和别的女人走得太近。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是我高中的一些要好同学的代表。
我的生活从没有像在1999-2002这三年里一样充满奔腾的激情和无限的欢乐。这帮助我在医院的时候总是保持一种积极的战斗状态。
如今大病初愈的我，和那段时光渐行渐远，心里竟然有比当年面临死亡还要压抑的感觉。当激情不再燃烧欢乐不再尾随思想不再飞翔的时候，人，就开始变得麻木，变得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