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马来西亚倒不是怕丢人,因为没人知道那套衣服是什么样的,你说是加拉塔萨雷的也没有问题。只是现在球队太多,还没轮到大马。
不穿曼联,是因为David讨厌Beckham,虽然Beckham也叫David。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说话像女人的家伙竟能娶到一个火辣的女人,并且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女人期盼能和他火上一把。
David上课有个特点,腿总是不停的颤动,并且很卖力,地板也会跟着震动。不过这种情况在夏天很少发生,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脚都在椅子上或者书桌里。
David如此长期的运动,造就了他发达的脐下肌肉。踢球的时候,David专司前卫,就是托蒂在意大利国家队扮演的角色。这个位置让David成为一个影子杀手。通常的战术是,我方后卫瞄准对方平行站位的后卫中的一个,开大脚。然后David利用发达的腿部肌肉启动,在球即将到达的时候和对方后卫呈拼抢状。只见David背对对方球门,用发达的臀部肌肉一顶,对方后卫顿时倒地。此时球正好到达,David就达到了有控球权,不越位,直接面对守门员的一石三鸟。然后转身射门,如果这个球没有射偏,那就进了。
中国之所以是个菜鸟,就是因为屁股太小,而脸太大。特别是那帮后卫,把皮弄黑了就是刚果的难民,遇到David这样的杀手还能不怵?
所以,要让中国足球真正的冲出亚洲,首要任务应该是丰臀。郝海东之所以是第一前锋,就是因为他屁股大。
5.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很难听,叫大便。这是因为他说话很直白很忡,又臭又硬如一泼风化了的屎。大便还有一个外号叫大奔,取自于戴勒姆·克莱斯勒的那个大奔。这个名字叫得远没有大便响亮。不过,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在这里还是叫他大奔。
继羊之后,大奔成为我第二个同桌。当时我俩坐倒数第二排,后边是羊和乌龟。大奔开始时也很爱吹爱侃,可惜他和我们仨谁都骂,忘记了紧密团结群众的优良传统,后来就形成仨打一的形势。
我们三人常常先在暗地里背几首绝句,然后以帮助大奔提高语文成绩为名,和他一起背,一人一句,谁背不下来谁中招。结果大奔和椅子同时横在地上的场面就经常发生。
后来大奔除了甩扑克,不再和我们一起扯,改行睡觉。他这一睡竟然睡出了学习态度。
事情缘于两件事在同一天发生。第一件事是小杨老师反映我们四个人上课不遵守纪律。第二件事是章鱼因为学习态度不好被老师调到了后边。章鱼空下的位置被大奔填补,因为班主任老师火眼金睛,在小杨老师举报后对我们四个严密观察,及时发现大奔出淤泥而不染,上课不和我们三个一起说话。宣布的时候,老师意味深长的对大奔说:“后边有人老说话,会影响你的学习和前途。前边都是学习好素质高的同学,你要洗心革面。”
这件事情促使我三年来唯一一次和同学翻脸。大奔回来取东西的时候,我指着他鼻子骂:“狗逼,有种你别再回来,不然我弄死你!”
大奔没搭理我,走了。我更气,于是又大骂他一句。
大奔被骂激了,说:“你少给我磨叨,是我说自己不说话的么?有种你找老师去!”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开始对骂,使用的全是字典里没有的字眼,让女生听了脸红。
大奔刚到前边的时候有些拘谨,没敢睡觉,确实洗心革面了一阵子,期考排了23名。这个数字是他历史最好排名数字的一半,特别是他语文成绩第一次及格。宣布成绩的时候,教语文的班主任把大奔的卷子举得高高,说:“看,这就是坐在前边和坐在后边的区别,这就是做人的区别。”
乌龟和羊怪我没和老师闹翻天。我说不着急,她爪子举的越高,摔下来的就越重。
后来大奔又洗心革面回来,继续睡觉,把排名睡到40开外,又因为学习态度不好而被调回到后边。当时我已经是小命难保,对他是有气无力,只能不痛不痒的说了句“成也睡觉,败也睡觉”。
6.
刚入学的时候,乌龟曾经给要疯编过一首歌谣,曰:
一面大旗震八方,鸭王谷内闪金光。
一杆金枪横日月,塞外淫魔吴要疯。
所以要疯就被人称为鸭子。
鸭子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典型的小人物,这决定了他没有上过什么好的学校。他的小学和初中由于没有生源,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凭此有时候也说八中的衰败是由于有了他这个丧门神。
在我们上高一的时候,鸭子还住在黄家大院的小平房里边。之所以叫黄家大院,是因为最先在此居住的人姓黄。此人很有经济头脑,在城市里开始了圈地运动,一点点盖起了小平房,然后出租给闯关东到这里无处落脚的人。后来这里有了很大的一片宅子,于是就以房东的姓氏作为地名。2000年夏天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把三年彻底改造道外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据说为了配合央视的采访,还有一个副市长特地勒紧裤腰带钻到黄家大院的小胡同里边,对全中国的观众说我们要申报联合国人居奖。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为政绩而策划的虚拟工程中,黄家大院是最出名的楼盘。这不光是由于这里居民居住条件差,改造难度大。还因为他们由于对拆迁政策不满而上街闹事,封锁了连接道外区和太平区的太平桥。
黄家大院改造后被政府改了名字,成为皇家花园,于是政府在居民闹事的问题上很有皇家的魄力,调来大批的防暴警察,以为警察们一冲,老百姓就会如鸟兽散。没料到这里的人拿起道路两旁的砖头石子向人民卫士们砸去。
要说我们中国的警察就是比外国的警察文明,出警的时候连钢盔盾牌电棍枪支什么的都不带,只穿了一身皮。他们看老百姓没有如鸟兽散,就自己如鸟兽散,一个个钻进警车,落荒而逃。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特别是在道外的街头巷尾,人人谈论与此有关的话题。太平桥头每天都聚集了很多的人看热闹。有的说警察打死了好几个人,还抓了十多个;有的说不对,是居民打死了好几个警察,还焚烧了一辆警车;还有的说,抓去的人到了公安局就给放了回来,因为有外国记者采访。实际上哪个也不对。
此时市长区长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是偶尔会在道外区以外的地方露出头继续大谈三年改造。只有几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每天在此做思想工作。此事闹了半个多月,以政府的妥协告终。
或许是为了报复这里让市长丢尽脸面的居民,工程的开发速度极慢。等到三年大开发的日期将尽的时候,原计划第一年的改造项目刚刚竣工。黄家大院成为了没有花的皇家花园。再看看当年的报纸,政府好象在给小朋友们讲童话。
但不管怎样,当年动迁时在黄家大院卖家底的鸭子终于住上了楼房。而且进户的时间恰倒好处,正好是在我们要上高三的时候,这让他节省了每天两个小时的坐车时间。
一年后,鸭子又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的本科。八一农大据说是省内录取分数最低的二表本科。他们唯一炫耀的资本就是,学校是由王震将军创建的。而现在的学生不知道王将军是什么人,因此学校没有吸引力。但不管好坏,到底是一所正规的本科,而且鸭子学费不过万。这也是他的家人最希望的。可以说,鸭子在我们这些人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平日里,和他的住房升学一样,鸭子没有一样可以拿来向别人炫耀的。他的学习很一般,相貌很一般,计算机很一般,台球很一般,体育也很一般。只是精神不太一般,说话的时候手总要举过肩膀甚至头顶,张牙舞爪。
这很好,炫耀的资本其实都是累神的徒劳。把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保持到得心应手,让自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生活的最佳状态。
鸭子常说的话是,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鸭子在大学里继续他任逍遥的生活。每天晚上不是以“东北胡子头”的名义去上网,就是去喝酒。喝醉后给我们打电话,每次都是用他那僵硬的舌头说四句话:“喂,是某某么?我是鸭子。我刚才喝酒了。好了,我这是长途,话费太贵。再见!”等到第二天,你还会接到他的电话,这次他没喝多,一个劲儿的盘问昨天他酒后失言,说露了什么。
7.
再回过头来说乌龟。
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学习成绩和所谓的学习态度,我和乌龟几乎如出一辙。因此,在教室里我们的距离始终不远。我和羊坐同桌的时候,他在羊的旁边;我和大便坐同桌的时候,他在我后边;到了孙馨之后,他成为我的同桌。
让我很感激乌龟的一件事情是,在高二的时候,他曾经替我和三班的一个小子练过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乌龟出去开会(这是我们的术语,是上厕所的意思)。我俩刚走到走廊,三班那个小子就一脸的凶像上来,问我瞅他干嘛。而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之后他和我俩越说越激烈。等我们决定不再理会他的时候,那小子就从后边扑上来,和乌龟厮打起来。
当天晚上,训导处主任在她的办公室紧急召开了一个由三班班任、我们三个学生和家长参加的特别会议。
这次动手,理亏的本不在我们这一方,拳脚上也没有吃到什么亏,加上我的舌头,最后我俩是一身的干净,相安无事。但是,从此以后我对乌龟很是感激。即使他后来做了一些很莽撞的事情,被我看不惯,我也极力的维护他。原因很简单,落难为友么。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一个人只有在遭遇不测的时候,才会看清平日里谁落井下石,谁退避三舍,谁拔刀相助。
在那次打架后不久,乌龟成为我们的三位班长之一。虽然当时是老师提名,但这位班长并没有成为老师的走狗,相反,他还曾因为十元钱的本子费而和老师进行三次谈话。他看不惯的就是老师们那一副势利虚伪却道貌岸然的嘴脸。
至于老师为什么当时瞎了眼选择他当班长,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时乌龟很有希望考上零表。乌龟的父母都是司警,他本人也有考军警宪特的愿望。当时他的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都能和零表沾上边。
后来在我第一次化疗的同时,他得了气胸,动了刀,学习成绩也大不如从前,加上他的桀骜不驯,迅速在老师那里失宠。
最后向大家介绍我们这片兄弟里唯一的一个女生,阿宽。
在八中门前的北新街上,你要是看到五六个或者十几个男生横着在大街上走,中间有一个丫头的话,那个丫头就是阿宽。但前提是你能相信世界上有长成她那样的丫头。
阿宽和我比大多数人都大一岁,是从上届掉下来的,学籍也不在我们校,是借读生。因此,她学习的好坏对老师不痛不痒。只要按时上缴赞助费,她本来默默的在八中度过平淡无奇的两年就可以了。可是她偏要和大家凑到一块,凭着张扬的个性让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
阿宽很贪睡。我在前边说化学老师后来讲课像催眠就可以从阿宽这里得到左证。她说,什么课都没有化学课睡得香。
她还说自己生来就注定要在学校里边靠睡眠度过。这或许不假,看看她那和桌子一个颜色的皮肤,趴在那里老师会以为她没来上学,天生的保护色。阿宽曾说,我黑我有光辉。
阿宽家就在我家对面,但我每天上学都很害怕见到她,因为这意味着我很可能迟到。一次,老王和水晶上学迟到,老师对站在门口的他俩大叫,说:“就你们男生爱迟到。”话音刚落,老王和水晶闪身,后边露出来阿宽。老师对阿宽说,你早晨上学就不能快点走?阿宽说,那没用,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就是迟到了。
为了减少被老师骂。阿宽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比如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老师都以为她家离学校很远,每天都要遇到塞车。有的时候她还会把书包扔在小卖店,然后慌称是上厕所了。
不过最完美的一个理由,应该是我和乌龟给她设计出来的:先是家里电梯停电,要步行下来;接着遭遇公交车等客堵车,在十九道街又遇到消防队收车戒严;然后在十八道街遇到红灯,虽然当时十八道街是早市,只有东西方向的车流,闯红灯没有任何的危险,但也要做一个好公民;最后在快进入教室的时候看到厕所,条件反射,感到尿急。
阿宽倒真这么和老师说过。老师听到阿宽的歪理邪说后,知道她是在抬杠,问她为什么都让她赶上了。
阿宽的回答也干脆,“小概率事件多次重复必然发生。”这是老师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的常用语。
如今的阿宽在一所民办大学里读书,花钱如流水。但她的性情总没什么改变,做事情依旧毛毛草草。非典前一个雨天的下午,阿宽来电话说她同学买车票钱不够,让我在十五分钟内赶到火车站。
我不敢怠慢,顶着小雨打车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看到阿宽和她所谓的美女同学,这二位的回答险些把我气炸:她俩昨天从学校出逃,身上还有个二三百元,然后一顿挥霍。那MM本来是打算做火车回家,孰料下午的电视太精彩,又赶上下雨,便在阿宽家癞着不走,看时间马上就要烧屁股了,才动身。
谁知由于交通管制,所有出租车进入火车站必须先到大直街上去兜一圈,而大直街上红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了车站,火车估计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这时候他俩又想起坐汽车。可一看票价,缺20大毛。紧急把我调来,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有一样东西似乎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那就是爱情。黑龙江出现首例SARS疑似病例的时候,全省上下,人心惶惶。所有高校在四月二十五日宣布封校。
阿宽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时候从学校回了家,接到学校要求她必须返校的通知,她首先想到的是乌龟的生活。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一早,和我一起装扮成检查工程质量的技术人员和民工,从乌龟学校的工地混入校区,为的是给那王八盖子送口罩和RMB,并嘱咐他一定要注意营养,注意消毒,注意戴口罩,注意不要到网吧和人多的地方,注意不要和别的女人走得太近。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是我高中的一些要好同学的代表。
我的生活从没有像在1999-2002这三年里一样充满奔腾的激情和无限的欢乐。这帮助我在医院的时候总是保持一种积极的战斗状态。
如今大病初愈的我,和那段时光渐行渐远,心里竟然有比当年面临死亡还要压抑的感觉。当激情不再燃烧欢乐不再尾随思想不再飞翔的时候,人,就开始变得麻木,变得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