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县城内出现了又一种形式的娼妓——“野鸡”，以后逐渐移到城外。看准不是久居上海的外地人，上前便拉，形同劫持一般。有些初来上海的外地人见状惊恐万分，大声呼救，有的还会拔拳相向。野鸡娼妓有时一夜下来拉不到客，回家捱鸨母龟公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野鸡娼妓中尚有为数众多的十三四岁未成年的女孩子，也在含泪操这种皮肉生涯。野鸡娼妓人数的众多和活动范围的广阔，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租界内的社会治安。每到夜里，她们常常为了拉客发生帮与帮之间的争吵，以及野鸡和被拉客人之间的吵闹。这样一来，不得不使租界当局从原先的放纵变为干涉。光绪初年(1875年)，小东门一带还曾出现过“花烟间”，娼妓人数约200左右。先前，这种娼妓仅在城内虹桥左近出现，1874年因租界繁荣，便迁到城外临河一带。紧接着由于这一带建造大量商栈，又向小东门迁移。以后，又进一步扩充地盘，在小北门附近发展，逐渐造成声势。花烟间娼妓大多是逃荒来沪的难民，或被恶势力卖入妓院的女子。由于她们毫无人身自由，所以只得听从鸨母龟公的宰割。每天天一亮就得在客堂间里喊叫：“来哪!来哪!”接一次客只收费两角钱，有时一天要接客十多次。花烟间接客的阶层，基本上都是扛夫、水工匠、轿夫以及码头搬夫、人力车夫、工厂工人中无家室的青壮汉子。由于接客的人多而杂，因此花烟间娼妓几乎人人都患有性病，通过接客又在社会上大肆传播。花烟间妓女的收入全部交给鸨母龟公，在没有客人光顾时，还得不停地做针线之类的活计，可谓艰辛之极。所谓野鸡，实际上是以栖止无定的飞鸟为比喻的。随着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上海的野鸡人数1918年达到6000人以上。其势力范围冠上海滩娼妓之首。野鸡被视作道地的下等娼妓，操这种生涯的娼妓，生活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她们白天在茶楼卖笑，夜里在街上拉客，不论夏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天天如此。往往是一个娼妓带一二个娘姨，从夜里八九点钟开始，三五一群，八九一阵地在街头伺机行事。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上海滩竟然还有一种比花烟间娼妓更为低下的“钉棚”。这些人多是花烟间和下等野鸡娼妓中淘汰下来的，她们年老色衰，无路可走，全身患遍梅毒还得接客，一次收费先是制钱六十文，后来涨至一百二十文。钉棚娼妓的收入尽管十分低微，但鸨母规定她们每天须交纳二元左右的费用才可完账，否则便是无休止的打骂。钉棚娼妓先在香粉弄一带活动，后移到棋盘街幺二妓院地盘附近。虹口一带还出现过一种专做外国水手、大兵生意的粤籍娼妓，人称“咸水妹”。此外，上海还有一些外国娼妓，约可分“西妓”和“日妓”两类。西妓主要是白俄和西班牙籍人，她们的活动地点以二洋泾桥为基点。日妓最初在白大桥北头的三盛楼一带活动，后来扩展到英法两租界里，它的前身为东洋茶楼。日本娼妓的一个特点是额外需索不苛求，以求huan为快，这便大大冲击了野鸡娼妓的营业。因为野鸡的拉客对象与日妓相同，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客人身上大肆苛索费用物品。辛亥革命后，日本从上海召回日娼，才使这一竞争对手在上海渐渐消失。娼妓业的兴盛，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道德观念的沦落，语言的粗俗，思想、风俗的败坏等等，给社会、家庭、婚姻带来的弊端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娼妓对社会无一利而有百弊，但在十里洋场之中何以能洪水猛兽般地发展呢?这个问题只能从主宰上海的租界殖民当局的立场，以及租界制度上去探究了。从众多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租界当局在表面上是不赞同发展娼妓业的，而事实上却以不闻不问的态度予以放纵。如果说租界当局曾提出过废娼的主张，也全然是为维护其本国侨民或当局的利益而发起的。如《大陆报》曾发表过纪事，详载上海娼业中的梅毒对美国水兵传染的情况，要中外人士引起对娼妓危害的重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曾有过取缔南京路和其他地段拉客野鸡的行动，公共租界还成立过特别委员会淫风调查会，提出废娼议案等，最终也只是议而不决，不了了之。
中国人在看到娼妓业的危害性后，倒做过几件扎实的事情。如最初的济良所，是专收不堪忍受鸨母虐待的妓女的避难机构，对娼业主产生过一定的抑制作用。又如1911年由绍兴、宁波、湖州等同乡会发起组织的全国妇孺济救会，拯救过有志改娼为良的妓女千余名。此外，还有同仁辅元堂第六科的妇女工艺院，也使许多本来可能沦为娼妓的妇女得以谋生糊口。可惜此类机构基本上都是民间发起的，资金短缺，很难持久并有所发展。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制度以后，娼妓才得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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