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来说我姥爷吧。
他解放前一直做布庄的买卖，而且做的还挺大，在天津还有分号。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稍严重点就可以称为“资本家”了。当初我姥姥（外婆）嫁给我姥爷的时候，姥姥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姥爷）。因为姥姥当时父母双亡（惨啊！），只有这么一个弟弟是亲人，就要求姥爷把他抚养大。我姥爷二话不说，一口答应。舅姥爷高中毕业时，老爷问他是学生意还是继续上学。我挺佩服我舅姥爷的，因为他说要读黄埔军校，我姥爷便托人花钱送他到了黄埔军校。可惜的是26年12月周总理就离开了广东，我舅姥爷没见着，这也是他一生的遗憾。舅姥爷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党部工作，直到45年日本投降时去台湾接收，从那以后就没有机会回大陆，解放后便和姥爷姥姥失去了联系，直到89年才重新联系上。现在他老人家以上校军衔退役，在休斯顿，和老婆（60年代台视的主持人，漂亮！）、三个女儿一起生活，每半年回一次台湾检查身体。去年在直播火箭队的比赛时隐约见到过他，镜头一晃而过，不敢确定。
姥爷有五个儿女，老大是儿子，下面是四个女儿。我舅舅和大姨、二姨出生在解放前，我妈和小姨则没有见识过那万恶的旧社会。说来也奇怪，我姥爷惟独疼爱我妈，爱屋及乌地，对我也疼爱有加，搞得其他的兄弟姐妹总是对我又羡慕又嫉妒。
1948年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大军打响了解放我家乡的炮声，我姥爷姥姥带着三个孩子到乡下躲避炮火。临行前，把三间库房的丝绸呢子（当时是很值钱的）托付给一对夫妻，结果回来后全部不见了，据说是被乱兵抢光了。后来一查，才知道是被那对夫妻偷着卖了。我姥爷知道后只是摇摇头，说了四个字：“由他去吧！”俗话说的好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后来没几年那对夫妻就全家死光光了（可和我姥爷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别想歪了！）。
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60年我姥爷就靠拉地排车一人养活全家7口（姥爷姥姥，5个孩子），又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靠卖家里的东西才熬过来。就这样，还差点儿把我小姨饿死。
到我出生的时候，姥爷已经退休了（这样好听点儿，他已经老得拉不动那沉重的地排车了），父亲是个小小的机关干部，母亲是工人编制的教师，收入都不高，所以我小时候有点儿营养不良加缺钙，骨骼发育有点儿畸形（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那时候住在母亲学校分的房，实际上就是一间大学的学生宿舍，16平米。因为父亲母亲要上班，无法照看我，姥爷就每天步行近两个小时到家里来照看我，母亲下班后再步行两个小时回家。就这样一直到我三岁上幼儿园才结束。姥爷那时候年纪已经六十多了，而且因为生活的重负，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还是每天披着星星来，戴着月亮回，整整走了三年。
姥爷不喝酒，也不吸烟，只是喜欢喝茶。当其他的还是抱着奶瓶，喝着牛奶或糖水的时候，姥爷就拿着他喝茶的茶杯喂我喝茶了。那比我脑袋还大的茶杯和酽酽的浓茶，就是姥爷给我最初的印象，闭上眼睛就能浮现在脑海里。我从那时候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可以食无肉，不可饮无茶。而且，不论是何种茶叶，只要一口，品质好坏马上就可以分辨，这也许就是姥爷教给我的第一个本领吧！
我到幼儿园以后，姥爷就不用天天来了，我却因为不能迟到，失去了早上睡懒觉的福利。每天万分不情愿的被母亲从温暖的被窝里拉起来穿衣洗漱，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星期天一定要睡个大大的懒觉，但是却从没有实现过。每个星期天不到7点我就早早的起床，踩着小板凳趴在窗台上，因为我知道，姥爷会在左边的树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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