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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2 / 2)

日俄战争后期,美国出面调停并暗助日本,其条件之一就是“满洲门户开放“,即允许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05年8月底,朴次茅斯和约即将签字,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前来日本,要求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在10月12日签订了草约。事后,日本政府反悔,哈里曼刚回到旧金山,就接到日本通知”缓议“,1906年1月15日,又正式通知取消此草约。这件事成了日美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美国一直以日为友。在此以后,矛盾越来越发展,终至三十多年后刀兵相见。

2、日美之间出现的紧张局面

1906年3月,美英对日本封锁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书面警告。同年春,美国西部地区排斥日本移民(至1908年初签订所谓“君子协定”,日本自动限制移民)。1907年8月,美国在哈里曼策谋建立”东三省银行“,先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民屯)法(库)铁路,再殿筑至齐齐哈尔。对此,日本通告拒绝,美国的计划未得实现。1907年至1908年间,各国报纸甚至盛传日美之间将爆发战争(实际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为了缓和气氛,日本特地为美国航队环游全球到达日本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1908年10月)。1908年11月底,美日双方就太平洋地区的权益缔结《高平·卢脱协定》,日本保证不向美国势力范围内扩张,并在中国支持美国的“机会均等原则”。1909年春,美国政权更迭,塔夫脱代罗斯福为总统,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哈里曼再次企图收买南满铁路。司戴德也再次来华,策谋收买中东路或者联合英国资本建筑锦瑗路(自锦州至瑗珲)。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致函英、俄、日、中等国政府,主张“国际共管”满洲各铁路,即“诺克斯计划”,均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日美矛盾愈加深刻。

四、日俄协约

1907年7月30日,日俄第一次协约成立,它包括公开协约、秘密协约、追加条款、两国换文四个文件。公开协约写的是:“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秘密协约则瓜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追加条款中具体划定了界线。北满属俄国势力范围,南满属日本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独占朝鲜,日本则承认俄国在蒙古的地位。

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签定第二次协约,除再次确认第一次所划分的秘密范围外,同时增加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条款。

1912年7月,日俄又签订了第三次协约,除确认一二两次密约外,并把前述势力范围分界线延伸至内蒙古。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把内蒙古划作东西两部。东部归日本。从此,“东部内蒙古”就成为日本对华扩张计划中的新名词和新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7月3日,日俄又签定第四次协约,其秘密部分规定:一旦中国被与日俄两国敌视的第三国所控制,双方应协商采取措施;如果两国中之一方与上述第三国宣战,另一方应给予援助并商定以兵力援助之条件及实施办法。这表明:日俄军事同盟已经把整个中国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

五、英日同盟的尾声

在上述远东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日法两国于1907年6月10日签订协约。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并取得英国的同意。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英日矛盾虽在发展,但英国当时还需要利用日俄同盟以对付德国。1911年7月13日,英日签订第三次军事同盟条约,同时限制了它的范围,即不适用于对付美国。这是近代史上最后一次英日同盟。这个“同盟”从日本对付其主要敌手(美国)来说,它已无意义。但日本后来却用它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据,这是英国万万没有想到的。

英美两国长期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目的是要日本为他们火中取栗,结果却替自己培植了一个强大的对立者。日本对亚洲各国肆意侵略,结果则锻炼了亚洲各国革命人民并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这正是历史的客观辩证法。

第三节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日本的参战

谷干城的争霸战略

“欧洲早晚必有干戈破裂,马蹄蹂躏中原之时期。我国固不应干预欧洲之变乱,但欧洲变乱之波及必甚广,由此必动摇东洋诸国,以致东洋变发生兵乱。……当此之时,我国若拥有坚固之兵舰二十只,精锐之陆军十万名,即可争衡于东洋,见重于欧洲.”。这是日本军事家和政治家谷干城1887年写的一段话。1914年,这种时机到来了。新兴的日本脱颖而出,实践了谷干城的战略。

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在对德宣战(8月4日)前一日,曾经要求日本:如果香港及威海卫遭爱德国攻击,盼日本给予援助。8月7日,又正式要求日本出动海军搜索并击毁正在攻英国商船的德国巡洋舰。英国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日本在有限范围内助英国一臂之力,却未料到这正中日本下怀。8月7日晚至8日晨,日本连夜召开元老、内阁大臣联席会议,通宵达旦。外交大臣加藤高明在说明日本应该参战之理由时颇费心机。他承认当时形势未发展到可以援引英日同盟的义务而必须参战的地步。但他认为,为了扫除德国势力,提高日本的地位,却必须参战。元老之一井上馨(因故缺席)在信中说得更国赤祼。他说:“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昨权”。会议决定,日本政府宣布参战之根据为“英日同盟”,其行动亦不能仅限于击毁德国武装商船。8月9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提出备忘录,其中说:日本将“采取一切可采取之手段与方法,以消灭可使日本及英国在东亚之利益遭受损害之德国势力。”英国收到这份备忘录大吃一惊。因为,日本显然是要乘机扩张,危及英国在华利益。于是,英国驻日公使奉命通知日本说:日本对德宣战将造成战线扩及中国大陆之印象,并将立刻引起中国的不安,希望日本不要对德宣战。8月10日,又正式照会日本:取消前此请日本击毁德国武装商船之要求。但是,日本决心已定,根本不理。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队退出中国海面,否则立即解除武斗。限德国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交给日本,“以备交还中国”,限8月23日正午前答复。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

日本政府趁火打劫,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挑起战争,其目的是要侵略中国并重新瓜分南洋殖民地。中国政府鉴于形势险恶,于8月6日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这当然不能约束日本。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中国被迫于9月3日声明:划龙口、莱州一线至胶州湾地区为“战区”。

当时,德国在远东之兵力计青岛要塞守军在、五千人,军舰十七艘(共四万五千吨),远离本国,当然不是日本对手。但日本却没有采取日俄战争中强攻旅顺的战术,而是先以舰队封锁胶州湾,同时派一个混成旅在青岛外围构筑阵地,再逐步围攻。9月5日,日本空军首次出动助战。继又曾派一个师团。9月17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沿胶济路进攻。25日占潍县车站,10月7日占领济南车站,控制了胶济全线。10月29日,日军部攻青岛,11月7日,德军投降。其行动远远超越了中国政府所划定的“战区”。所到之处“占用民房,强买物品,勒派车辆,并有伤毙人命情事,又**妇女,……致居民闻风逃散”。日本海军借口寻找德国舰队主力而南下太平洋,于10月中旬占领德属马绍尔、马利亚纳、加罗林诸岛。

二、“二十一条”

短短两个月内,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山东半岛及德属南洋诸岛。其“战果”非甲午、日俄两战初期可比。日本统治者欣喜若狂,从元老、首相、军部首脑以至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纷纷要求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直至由日本统治中国。1914年9、10月间,黑龙会提出一个长达六、七千字的秘密“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防御同盟”,由日本控制中国军、警、财、文各大权;同时在中国各地策动骚乱,就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等等。这个“备忘录”实为日本后来提出“二十一条”和“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蓝本。青岛沦陷后不久,1914年11月11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正式提出,其内容及谈判经过,王芸生先生所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队》第六卷中已搜集详备,一般中国近现史著作多有引述,兹从略。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夺中国福建、汉冶萍、南满、东蒙等地区的权益,觊觎山东,窥伺全国,蓄心积虑,已非一日。“二十一条”既是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对华侵略要求的综合,也是日本长期策谋独霸中国主权之集大成。这些要求如果得逞,中国势必沦为第二个朝鲜。袁世凯本人也知道这些要求的严重性,对第五号有条款曾以朱笔批写:“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等等。双方谈判之时,鬼鬼祟祟,极端秘密。然而,条约内容仍然不久即被各方揭露。中国人民立刻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强大抗议运动,全国各地以至海外华侨,到处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日本上述要求当然与美、英等国利益冲突。不过,英法等国当时正忙于欧战。美国态度暧昧,起了助长纵容的恶劣作用。1915年4月26日,日本把“二十一条”的第五号(除福建省权益另议外)作为“缓议”,把其余各号作为最后修正案递出。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屈服。5月25日,签定了有关山东、福建、南满、东蒙、汉冶萍、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安奉铁路等权益的两个条约及十三件换文。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均被化整为零地强加于中国。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全国各地展开了更猛烈的反日、反袁斗争,卖国的袁世凯政府不久即被推翻。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23年,北洋直系军阀政府宣布废除与“二十一条”有关的各种文件。日本统治者企图把“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其结果只能使它自己在亚洲、在全世界更加孤立。具有进步倾向的《东洋经济计划新报》当时指责日本政府说:“这是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1915年5月5日社论)。这种见解十分可贵,它表明日本存在着与军国主义势力对立的和平势力。

三、“菊分根”政策与“西原借款”

1、“菊分根”政策

日本趁火机劫,先诱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来又支持倒袁,与俄国签定第四次“日俄密约”(1916年7月3日),策动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所有这些野心毕露的行动和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都发生在大隈内阁(第二次,1914年4月16日——1916年10月9日)时期。大隈内阁由此声名狼藉,难以继续。1916年6、7月间,寺内正毅指使其亲信散发秘密文件攻击大隈内阁有损帝国“声誉”。10月,大隈内阁辞职,寺内正毅内阁成立。

寺内内阁(1916年10月9日——1918年9月29日)面临的任务是摆脱因“二十一条”及上述一系列阴谋而造成的狼狈局面,缓和国际关系,为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猛然集聚的大量资金寻求出路。为此,就必须改变一下策略和口号。于是,军阀出身的寺内正毅反而指责大隈内阁是“霸道”,他打出“王道主义”旗帜。企图通过对华贷款来达到超过“二十一条”之目的。“西原借款”就是寺内内阁这种政策的产物。主持其事的寺内内阁大藏大臣胜田主计事后写了一本书,形象地把这种政策比作“菊分根”,卷首题诗说:“渐到菊花分根日”,意思是:日本对华借款即将发生效果了。

2、“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以经办人西原龟三而得名。此人长期为寺内正毅在朝鲜策划经济侵略,与寺内正毅、胜田主计等被合称作“朝鲜三人帮”。日俄战争前后,右翼军国主义首领神鞭知常鼓吹要“恃王道而结东亚”,西原龟三是神鞭知常的门徒,接过“王道”的口号。何谓“王道”??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说:“殖民政策是‘文装的武备’,即以王道之旗来实行霸术”,此话可以说是对所谓“王道”的诠释。正是这位后藤新平,在参加寺内正毅内阁后不久就上书,认为日本应当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断然在中国投资一亿日元”,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与美国经济撷抗的“东亚经济同盟”。“西原借款”或“菊分根”正是这类“王道”政策的实施。“东亚经济同盟”的一类则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狂想。

1916年7月,西原龟三奉命来华考察后写成《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主张把日本各大银行及与中国关系密切之纺织公司和实业家组成投资团,对华进行投资,以确保日本在华经济势力。寺内内阁接受了这个方针。1916年12月4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组成了专门对华投资的特别银行团。1917年8月28日,日本又与北洋政府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专营借款业务。以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1月20日)为开端,寺内内阁执政两年期间,日本共对华贷款三亿八千六百多万日元,绝大部分都是扶植段祺瑞政权的军事政治贷款。段祺瑞则对日本帝国主义俯首听命,尤其是他所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从属于日本,实际等于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的实施。

“西原借款”大都没有担保,历届北洋政府无力归还,大部成为呆帐。拖到1926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发行专门公债拨交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把这三笔烂帐转嫁给日本人民。“菊分根”政策与“二十一条”政策同样破产。

四、出兵西失利亚的失败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18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军舰两艘驶入海参崴。5月下旬,欧战期间被俄国俘虏的捷克兵团经西伯利亚返欧,中途哗变。帝国主义各国遂以“援救捷克军”为名,大举出兵,围攻苏维埃政权。七月初,美国向日本提议,日、美各派兵七千名至海参崴,同时声明:日军之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可能向西伯利亚出兵”。8月2日,日本政府发表公报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其时,日本各地正爆发大规模的“米骚动”。日本统治者出兵时特意大张声势,以转移国内视线,向人民施加压力。

有些著作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要求的结果,日本历史家井上清写了专文,引证大量史料,着重指出:日本统治者在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不久就策谋出兵。十月革命发生后,更是积极策动,其中心人物有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外相本野一郎、内相后藤新平等人。寺内内阁的谋略人物西原龟三在1917年11月写了“东洋永久和平方案》,也主张先取北满,再向俄国的滨海州、阿穆尔州等地扶植亲日势力,“或进而采取断然措施”。他们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既是日本的长远战略,也是为了在欧战结束后的和会上取得有力地位的“最方便的一着”。

日军出兵西伯利亚以后,逐次增兵,最高时达到七万三千人。“贝加尔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战线越拉越长。日军还公开支持霍尔瓦特、谢苗诺夫等白俄匪军,妄图在东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反苏傀儡政权,与满蒙地区连成一片。但是,在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坚决打击下,日军的处境越来越狼狈,冻伤者达20%。1920年驻扎在庙街(尼古拉也夫斯克)的一个大队(营)日军被游击队包围,缴械投降(“尼港事件”)。几万日军陷在西伯利亚,进退维谷,士气低落,国内外纷纷指责,拖到1922年6月,不得不声明撤兵(至10月下旬撤毕)。

一位评论家说,日本这次出兵,“驻兵四年余,耗资九亿日元,司令官更换三次,动员了几个师团,……终于一无所获地撤兵……”,是日本“国防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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