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的计划很简单，他不是正要租铺子嘛，而店铺的地段又极其重要。
陶氏父女的铺子在县衙边上，县衙又靠着私塾，在宋代所有想着出人头地的人都会走读书做官这条路，而想要读书，家里没有点经济底蕴是不行的。
所以整个清河县里有点钱的人几乎都会搬到这附近来住，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管这片儿得叫富人区。
不得不说，陶节的眼光是极独到的，能够选择这里作为铺子的落脚点。
在县衙上班的公务人员，去私塾就读的孩童，他们哪个吃饭没味儿了不得就着点酱菜？虽说酱菜不是必需品，但十家里面但凡有个两三家需要，那就是他的收入来源。
这就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
而武大郎想做的，不是买下陶氏父女的铺子，想买也不一定够银子，而是想和他们谈合作。
既然想谈合作，就必然得找一个恰当的时机，而眼下就是最恰当不过的时机。
如能授人恩惠，洽谈合作一事岂不是水到渠成？
那些闹事的地痞无赖里，也有好几个武大郎认识的，因为他们平时也没少欺负武大郎，所以武大郎对他们的印象极为深刻。
为首那人叫徐彦文，名字是挺人模狗样，人长得也不赖，属于那种标准的纨绔子弟，他爹是清河县里有名的大地主，貌似在朝廷里也有点关系，连县令老爷都得敬他三分。
所以打是肯定打不过的，唯一的办法便是智取！
只见武大郎蹑手蹑脚地跑到陶氏父女铺子边上，这个时候他矮小的身形倒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掩护。
他左右张望，在想该用一个什么办法，既无需自己抛头露面，又能赶跑这帮恶棍。
这时，他看到了设在县衙门口的鸣冤鼓。
历史上的“鸣冤鼓”其实叫做“登闻鼓”，登闻鼓不仅可以用来伸冤，还可以向皇帝反应大小事务。
在北宋，最早是由包公包拯上任开封府后整顿吏治使用的，后来才在各级地方衙门推行开来，所以到了北宋末年，每个衙门口几乎都设置有一面喊冤鼓，供老百姓鸣冤报官之用。
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在宋太宗时期，曾发生一件关于登闻鼓的趣事。
某日，京城的登闻鼓被一个名为牟晖的百姓敲响。宋太祖赵光义好久没有听说有人告御状了，以为民间有了莫大的冤情，命人将百姓叫来，准备亲自处理。结果牟晖见到赵光义却说，家里有个下人将一头猪给弄丢了，因此跑来向皇帝抱怨。
赵光义听到如此一个“案件”，却没有动怒，反而赏赐了牟晖一千钱，让他再买一头。处理完百姓的事后，赵光义笑着对宰相说：“连丢猪之事都来告御状，看来民间没什么冤情啊。”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朝百姓“击鼓鸣冤”门槛之低，这确实是历朝历代之最。
但武大郎要去敲这鸣冤鼓却不是真要说什么冤情，纯粹就是为了引开那些恶棍的注意力，让他们以为衙役来了，不敢再在县衙门口放肆。
而且在击鼓的时候，武大郎还必须极力掩饰自己的身形，不能让徐彦文为首的那帮地痞无赖看到，不然只怕后面永无宁日。
于是武大郎搬起地上的两块砖头，趁着徐彦文那些人不注意，偷偷溜到鸣冤鼓底下，站在砖头之上，再将自己的裤腰带下移了一尺，这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身长六尺之人在击鼓鸣冤。
接着武大郎便举起裹着红布的鼓棒对着鸣冤鼓就是狠狠一捶！
“咚”的一声！
沉重的鼓声立马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此时的县衙门口并没有什么人，除了陶氏父女和徐彦文那帮人之外，就只有几个路过的行人。
但因为徐彦文这帮子无法无天的地痞无赖在场，即便心里十分好奇到底是谁有天大的冤情，要深夜鸣冤，他们也不敢驻足观望。
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河县的小市民们最懂得何为自扫门前雪了。
而徐彦文这些地痞无赖一听到鸣冤鼓的鼓声，不出武大郎所料，立马就做贼心虚地跑开，连是谁敲的鼓都没敢多看，算是白瞎了武大郎那么精密的筹划。
另一边，武大郎在敲了三声鼓之后也立马放下鼓棒，趁着夜色躲到附近草丛之中，当然他临走前也不忘带走那两块砖头。
片刻之后，府衙大门打开，走出两个值班的衙役，但他们一见并无人在门口喊冤，以为是有人恶作剧，便又骂骂咧咧地回去了。
那几个行人也没有过多在意鸣冤之事，毕竟自从这鸣冤鼓设置在这里之后，总会有些顽皮孩童趁着夜晚没有衙役在门口之时，跑去鸣冤鼓附近玩耍。
清河县令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有过怪罪，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