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在那里的两根柱子标示出国境线。
孤寂、沉默而又威严的柱子，象征着两个国家。
一根柱子，很光滑很直溜，柱面上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
这根柱子的顶上，钉着一只独头鹰。
它大张着双翅，好像正要用利爪去抓挠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它伸着那专挑腐肉的钩嘴，眼睛凶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
对面六步以外的是另一根柱子。
这是根巨大的橡木柱，柱顶上的铁牌上铸着锤子与镰刀的图案。
虽说这两根界标很近地立在这平原上，但是一条很大的鸿沟却横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你要跨过这六步之遥的距离是有着生命的危险的。
这就是国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些沉默而又威严的哨兵，头顶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钢铁锁链，南起黑海、北至北冰洋，绵延了数千公里。
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国境线，便是那一个钉着老鹰的柱子。
大森林里的小镇别列兹多夫，离国境有十公里。
对面，正好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
这两镇之间，就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国境界标的长链跨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越森林的空地，跃进幽深的峡谷，紧接着又爬上去，耸立在山岗上，然后到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上关注着异国的冰天雪地……一个高大的红军战士，头戴一顶英武的尖顶军帽，走过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有力地迈着步子，开始巡逻了…… 天特别冷。
他毡靴下面的雪在咯吱咯吱地响着……他身穿灰陆军大衣，佩戴着绿色领章，外面又披了一件高领的羊皮大外套，一直到脚踝处。
他头上戴着暖和的呢子军帽，手上戴着羊皮手套。
他肩背步枪，将自己卷的马合烟抽得津津有味，在巡逻线上来回走着。
那长长的皮外套不断地刮着地上深深的积雪……在平原上，苏维埃国境哨兵每两人间隔一公里，彼此能看见。
而波兰那边的间隔是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顺着他自己的巡逻线朝红军哨兵迎面走来。
他穿着粗质的军靴、灰绿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亮钮扣的黑外套，头戴四角军帽，上面有个白鹰标记。
另外肩上和领章上也都有这种标记。
但这些鹰并不能让哨兵感到暖和。
凛冽刺骨的寒冷已经逼进了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走着，两只脚互相踢着脚后跟，两只手搓着两只冻麻了的耳朵。
他那戴了一副薄手套的双手，早被冻僵了。
他走着，几乎不敢停下半分钟，如果一站住，寒冷会立刻冻住他的关节。
他只好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偶尔还小跑一阵。
这时，两国的哨兵碰头了，其中的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面与红军并行朝前走起来了。
国境上严禁交谈。
可是，在这荒原一公里以内，再没有人影了，谁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在默不出声地走，还是在违背着国境规定。
那波兰兵特别想抽烟，可却把火柴丢在军营里了。
而迎面的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的马合烟香味儿吹向他。
他不再搓耳朵了。
他回头望望——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中尉领着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间从小山后出现来查哨的。
这会儿四周空无一人。
雪在阳光下闪出刺眼的白光，天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波兰兵最先破坏了国际公法。
他把一支上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挎到了肩上，那冻僵了的手指头在外套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
他用波兰话说：“同志，给根火柴使吧。”
红军哨兵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但他清楚国境军令，而且也不懂波兰话，所以继续朝前走自己的路。
“布尔什维克同志，麻烦扔给我一盒火柴，点根烟。”
波兰人又请求道，这回用了俄语。
红军仔细看看他，心中琢磨：“看样子，他都被冻透了。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士兵，可过得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儿，只穿一件薄外套，冻得都跟兔子差不多了，不抽口烟哪行啊。”
想到这儿，红军头也不回地扔了一盒火柴过去。
那波兰人接住了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了烟。
那盒火柴又被以同样的方法扔回来。
红军哨兵无意地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你用吧，我还有。”
但，从那边又传来这样的回话：“不了，谢谢你，我留这一小盒火柴，就会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看着火柴盒。
上面印着一架飞机，代替螺旋桨的是一只力拳，盒上还印有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咳，他说得对。这留给他太不合适了。”
他自言自语。
那个波兰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肩前行。也难怪，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上，他独自一人非常孤单。
马鞍有节奏地响着，马步轻快而又平稳。
黑儿马鼻孔四周的毛须上挂着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色水汽，不断地消失着。
营长骑的那匹花骡马十分神气，边走边弯过细脖子，玩弄辔头。
两个马上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
营长加弗里洛夫带着绿色的领章，而他同伴的则是红的。
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由他指挥的一营哨兵，分布在七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上。在这儿，他是当家人。
他那同伴是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他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
夜里刚刚下过雪。
雪原上洁白而松软，没有什么印痕。
两个骑马的人走出林间窄路，来到旷野之上。
马在小跑前行。
侧面四十步之外，又出现一对界标。
“吁——停下！”
加弗里洛夫勒住马。
保尔也把马头调过来，想问问停下来的原因。
他看到加弗里洛夫自马鞍上俯下身去，正细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印迹呢。
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故意用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并且还兜了许多圈子，让人无法寻找它。
但营长察看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已经被雪盖上的印迹。
这里曾有人走过。
脚印不乱，一直朝树林里去了，而且肯定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人踩的。
于是营长驱马上前，沿着那行脚印，到哨兵线上。
在波兰那边，脚印在十几步开外还能看得清楚。
“夜里有人越境了。”
营长小声推测。
“这回又穿过了第三排的防区，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却一个字也没提。这些鬼东西！”
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已花白了，又加上结了白霜，便像银的了。
两撇银胡威严地挂在他的嘴唇上。
有两个人迎面走过来。
一个是矮小的黑衣人，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闪烁着亮光，远远地就很扎眼。
一个是高大的披着黄色羊皮外套的人，衣着很夺目。
花骒马得到它的骑者的信号后，便跑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走着的两人面前。
红军正了正肩上的步枪皮带，吐掉了烟头。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
营长朝哨兵伸出手，因为他个子很高，营长几乎不用弯腰。
大个子哨兵飞快地扯掉手套，跟营长握了手。
波兰兵远远地看着他们。
两个红军军官跟普通士兵问好握手，还那么亲热！
他立时想象到自己和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不可能的！
他因为这荒唐的想象，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起来，好像担心有人看透他的想法。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
红军哨兵报告道。
“你看见那面的脚印没有？”
“还没有。”
“夜间，两点到六点，这儿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
“哦。你得留神呵，眼睛睁大点。”他临走又严肃地警告哨兵，“你尽可能别跟波兰兵并排走！”
两匹马沿着边境线一路小跑着走上了去别列兹多夫的大路。
营长告诉保尔说：“在边境上时时都要瞪大眼睛。大意一点儿就出事。干我们这工作不能睡觉，白天越境的不多，但到了夜里，你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您自己也能够看出来，在我负责的这地方，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不论你怎么布置哨兵线，也有人越境。婚礼呀、节日呀，亲戚朋友便纷纷越境聚在一起。能制止得了吗？相距才不过二十步，这条小河，连母鸡都能趟过去！走私的事儿也难免。比方说吧，一个老太婆带了两瓶波兰的四十度香草酒，这自然是小事儿；可是还有很多大走私犯，他们的规模很大呢。
“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边界的各村子里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商品应有尽有。当然不是为当地穷人开的。”
保尔对营长的话十分感兴趣。他说：“告诉我，加弗里洛夫，事情只是限于走私吗？”
营长苦恼地回答：“问题正在这儿！”
别列兹多夫是个小镇。
这里从前被指定为犹太居民点。
镇上挤着二三百户人家。有一个大集市，分布着二十来家可怜巴巴的小店铺。
集市上很脏，到处都是马粪。
小镇周围便是农民的住宅。
从犹太人居住区到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破旧的犹太教堂，东倒西歪，看上去格外凄凉。
每逢礼拜六，教堂里总有很多人，但光景不比过去了。
祭司的生活和他所希望的样子也相去甚远了。
因为自一九一七年以后，青年人对他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亵渎神明的事儿也处处可见……尤其是这小镇成了区中心，这更叫祭司不高兴。不知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闹得越来越厉害。昨天，祭司鲍鲁赫看见，神父庄园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他边走边想。
走到教堂门口，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写着：
今晚劳动青年群众大会将在俱乐部召开。执委会主席列西查同志以及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于会上发表讲话。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出演歌舞节目。
祭司一气之下撕下了这张布告。
“瞧，真干起来了！”
本镇小教堂的两面都紧挨着过去神父庄园的大花园。
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古旧房屋。
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儿，他们的生活像房子一样腐烂而空虚，令人寂寞而厌恶。
新的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便立时赶走了那陈腐而又寂寥的气氛。
那间大客厅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派热闹景象。
神父庄园已改为党委会的办公处了。
前门往右拐，一个不大的房间的门上，写有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
每天，保尔都在这里工作一些时候，因为除了出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外，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自从安娜家那次晚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欢乐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保尔推开一堆公文开，靠着椅子回忆起来了…… 屋子里很静。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了，只剩下保尔一个。
窗子上冻出了奇特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炉火烧得特别旺。
保尔想起了前不久的事情：
八月，铁路工厂团组织派他率领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去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他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转战在各个车站，恢复秩序，修理车辆，一直干到深秋时节。
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
以前，这里正是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方，到处都衰败荒凉，满目疮痍。
在古利亚伊至波列那一段，他们修水塔补水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保尔本是电工，不太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但是在那儿，他亲手用扳子拧紧了成千上万个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才回到工厂。
工厂里各车间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去……在安娜那里，人们又可以常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不见了，他总是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心大笑。
工友兄弟们又能听他讲各种战斗了：穷苦的俄罗斯农民的起义、斯捷潘?拉辛以及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天晚上，安娜那儿又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好多年轻人。
保尔竟然戒掉了那几乎是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抽烟习惯。
那天，他就那么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事儿真叫突然。
当时大伙在争论：习惯比意志要厉害，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例如抽烟。
保尔始终没开口，可塔莉亚非让他亮亮自己的观点。
于是他说：“人应该支配习惯，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我别无他论！”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出了声：“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真让他改改习惯吗？那怕就完了！他知道抽烟没好处，可就是戒不掉！”说到这儿，他变了语调嘲弄地问，“让他答复咱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得保尔的，都会说：‘倒是骂得少了，但骂起来却很凶！’咳，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啊！”
一阵少有的沉默。
听了他那种腔调，大家伙都很反感他。
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
只见他从嘴边缓缓拿下烟卷，将它揉成了碎末末，然后轻声说：“今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静默了片刻之后，保尔又补充说：“诚然，这是为我自己，不过也多少有点为茨维塔耶夫着想。如果一个人改不掉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是一文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现下，还没有完全戒除掉。不过，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骂得少多了。骂人是上下嘴唇一碰，不好拢住，不比抽烟。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敢夸下海口一定改掉，不过，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快入冬了。
许多顺水而下的木筏堵塞在河道里面。
晚秋泛滥起来的河水，气势汹涌地冲散了木筏，这样河水漂走许多好木材。
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团员去打捞河里的木材。
保尔也不甘落后。
当时他正闹重感冒，他瞒着大伙，一声不响地苦干着，不顾个人的安危。
但是，病魔没有放过他。
他发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两星期后，他又回到工厂，但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
车间的工长见了，着急得干摇头说不出半句话来。
又过了几天，一个没有丝毫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失去了劳动能力，决定发给他抚恤金，让他退职。
保尔愤愤然地拒绝了。
他十分伤感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保尔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以前，母亲曾多次写信要他回去探亲……这时，保尔又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卷在同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党的，一张是团的。
为了免得太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回到母亲身边。
在那半个月中，母亲百折不挠地给儿子按摩、熏治那两条肿腿。
一个月后，他终于又扔掉了手杖。
喜悦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黑暗又变成了光明。
列车欢快地把保尔送回省城。
三天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个文件，分配他到省军委部下面去做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当上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团地方委员会又让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个地方的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
从此，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面太热了。
樱桃树把自己的一条长枝伸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子……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尖顶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明晃晃地闪耀在阳光下，恰似一团火。
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鹅，毛茸茸的身子跟周围的小草差不多是同一种颜色。它们是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看完了刚刚接到的一封紧急电报，脸上立时闪过了一道阴影。
他那只又大又长的手在漂亮的卷发上搔着。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列西查今年刚刚二十四岁，可由于他威严高大、老成持重的外表，让人觉得他有三十五岁。
他的身体特别结实，脖子粗壮，脑袋硕大，目光冷峻，下颚有力。
他穿着蓝马裤和弗列奇式灰军服，左胸上挂着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列西查在图拉兵工厂做车工。
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可以说祖祖辈辈都在工厂里切铁、削铁。
后来，在革命的风暴中，这个工人，由一个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委。
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国境地区，过上有规律的和平生活。
他经常研究农作物收获的报告，往往是很晚才休息。
他刚接到的急电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主席列西查。国境发现波兰的大批匪徒，可能窜扰边区。应采取防范措施。将财务科的款项和其他有价值贵重的物品移至州中心，请勿滞留税款。
从窗户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委的人。
这时，他看见柯察金正走在台阶上。
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谈。”
他握住保尔的手，提出要求。
在一个小时之内，他没再接待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正午了。
这时，列西查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
保尔向来都叫她安纽特卡。
她是个很羞怯的小女孩，庄重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
平常她看见保尔，总是笑笑就走，这一回，倒含羞地打了声招呼，把额上的卷发往后甩了甩。
“是列西查一个人在办公室吗？我嫂子在等他吃饭，等了半天了。”
“安纽特卡，你去叫他吧，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
保尔告诉她。
第二天凌晨。
三辆大马车赶到了执委会门前。
随车的人都压着嗓子说话，天儿还很黑。
几只密封的袋子从财务科搬出来了，又放到马车上。
几分钟后，马车赶上了公路，车轮滚滚一直朝前。
保尔率领了一队武装卫兵，保护着马车。
最后，他们安全到达了距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州中心，顺利地把公文和钱币存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过了几天，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疾驰向别列兹多夫。
这使悠闲的小镇为之惊异。
在执委会门前，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了下来。他扶着军刀，踏着沉稳的步子，锵锵锵地上了台阶。
列西查锁着双眉，收下来人送的信，在信封上签了字。
紧接着，那边防军人不让马歇息，立刻又从原路飞驰而去。
那封刚送来的信，只有执委主席才看到了内容。
但是，小镇上的人们长着极其灵敏的鼻子。在当地每三个小商人中间，一定有两个小走私贩，这种行业已令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的超级本领。
有两个人正急着赶向民兵大队部——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因为保尔老是带着枪，所以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但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扎起了武装带，佩起了左轮手枪——这就有点反常了，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后。
从大队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他们个个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跑过去。
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
执委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挂着毛瑟枪，骑着马跑了过去。
显然是出事了。
无论是广场还是小巷，都悄然无声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转眼间，小铺子的门全都上了中世纪的大锁，关起了窗板。
只有那些不懂得害怕的鸡和猪，仍在粪堆上找寻着什么。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全部设了瞭望哨。围墙外是大片田野，有一条公路笔直地伸向了远方。
列西查刚才接到的信是很简略的。
就在昨夜，一伙百余名的骑匪，配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勃齐区通过战斗窜入苏维埃国境。请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匪徒进入斯拉武塔森林后便失去踪迹。
兹预先对您进行通知：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对匪徒进行追击。
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弗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
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兵。
他正奔向小镇，就在他身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队骑兵。
保尔警觉地观察着。
那个骑兵很小心，但仍是没有发现埋伏在园子里的岗哨。
他是隶属于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个青年战士。看来，在侦察方面，他还是个生手。
当突然被那些跳出园子的人包围后，他发现这些人的军便服上都佩有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岗哨把红军的哥萨克骑兵放过去后，又重新卧倒，继续在花园里警戒。
骚动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列西查接到了报告：匪军妄图扰乱边境，未能得逞。由于红军骑兵的追击，已狼狈退回波兰境内。
这里共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十分忙碌。新建起一个区，一切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时时警惕着来犯之敌。
列西查、特罗菲莫夫、柯察金等人每天都是忙到深夜。
每天，保尔的身影奔波在小镇上。
他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边；一旦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上去；而后参加俱乐部、学校等地方的各个会议。
每到夜间，他又骑上马，带着毛瑟枪，四处巡视。
他总是大声喝道：“站住！什么人？”
他总是细听走私马车的轮声，辨别其动向……这个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操劳着。
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共同组成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委员会。
莉达是妇女部主任，长着一双小眼睛，她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
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高个儿的漂亮小伙儿，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热衷于惊心动魄的冒险和刺激，喜欢福尔摩斯和路易?布斯纳的惊险小说。
他在区党委干过总务工作，在四个月前加入了共青团。但他总是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势。
因为没有别的人选，专区党委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把他派来了。
他负责政治教育。
正午前。
暑气已充斥了各个角落。
所有的动物都躲进了阴凉里，连狗也趴在了仓檐下边，热得吐舌头。
乍看上去，村子里像是没有更多的鸡狗了，只有一头猪在井边的泥塘里，快乐地哼哼个不停。
保尔解下马来，强忍膝上的疼痛，咬着牙，骑了上去。
女教员用手遮着阳光，站在学校的台阶上，微笑着对保尔说：“再见了，政委同志。”
那马烦躁地刨了一下蹄子，昂了昂头，绷紧了缰绳。
保尔说：“再见，拉基金娜同志。就这样定了：明天您上第一课。”
马感到缰绳松开了，便小跑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号传过来了，就好像火灾中女人的凄惨怪叫。
保尔用力拉了一下辔头，马便急促地回转了身。
只见一个年轻的村妇从村外跑过来，拉基金娜拦住了她。
于是各家门口都跑出了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年轻的都下地去了。
“呵，乡亲们啊，真是可怕呀，怎么得了啊！”
保尔驱马赶上前去。
一群人已围住了喊叫的村妇，七嘴八舌地提问着，都很惊慌。
可村妇却只是喊叫，一边断断续续地嚷个没完：“杀人啦！他们在那儿拼命啊……”
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提拉着粗布裤子，火火地跳过来：“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打呢？为哪桩事？乱叫什么，听不清楚，呸，活见鬼！”
于是，那女人才说：“咱们村和波杜勃齐的人……打架了……为了田界。他们正在杀咱们的人！”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
女人们立时大声哭叫起来，老人们愤愤地高声骂着。
这消息如同警钟一样传遍整个村子：“波杜勃齐的人正在为了田界用镰刀杀砍咱们的人哪！”
所有能走的人都冲出来了，纷纷抄起叉子、斧头和棍子，朝村外打架的地方跑。
这两个村为了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打着他的黑马，马跑得越来越快。
小山上的风车张着翅膀，像是要挡住他的去路似的。
风车右边是河旁低平的草地，左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风，像手一样抚摸着熟了的黑麦。
路旁的罂粟花十分鲜艳。
这里很静也很热。
从远处，从下面，从那条似乎是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般的河流那儿，传出了厮打的喊叫。
马朝下面的草地飞驰而去，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它的蹄子被什么东西绊住，我和它就全完了。”
保尔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但再想勒住马是不可能的了！
保尔只好把身子紧贴在马背上，听凭耳边的风呼呼向后刮去。
马奔到草场。
一群人正在厮杀，凶猛残酷的样子跟野兽差不了多少。
保尔的马直冲过去，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
他手里拿着一截长镰把儿，正在追赶一个血乎乎的青年。
另外一个黝黑的农民正在和一个倒在地上的对手交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猛劲儿踹着，恨不得一脚把他踹死。
保尔策马驱散了混战的人群——他知道对待这些发疯的人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别无选择了。
保尔凶猛地喊着：“该死的东西们，散开！我要将你们统统毙喽！强盗！”
他从皮套子里抽出毛瑟枪，朝一个满脸杀气的人挥了一下，纵马向前，放了一枪。
有些人扔下镰刀逃走了。
保尔就这样一面骑马绕着草场奔驰，一面不停地开枪，彻底驱散了殴斗的人们。
人们四散而逃了，为了避免事后受到法律追究，也为了避开这个出其不意的凶猛家伙——他手里拿着一个连响儿的“要命的小机器”。
不久后。
地方法院的法官到波杜勃齐来了。
但仍是没有查出祸首。
幸好这次械斗中没有闹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
法官耐心而严肃地告诉他们这种行为的不可取以及违法性。
他们却说：“法官同志，那完全是因为地界，我们的地界弄得糊里糊涂的，每年的打斗都是为这个。”
但有的人受了处罚。
一星期后，丈量队走遍了干草场，将一些木桩钉在了双方争执的地界上。
一个汗流浃背的老丈量员，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这事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是因为地界纠纷不已。你看这划分草场的界线，多可笑，就是醉鬼走路也会比它直。
“至于那些耕地呢？一片仅有三步宽，这片绕着那片，要分清，那得让你气死。还不只这样。这些地是一年比一年小——儿子跟爸爸分了家，一小片又分成两小片。我敢说，再过二十年，这些田地都会变成地界了！现在，地界就已经占去了百分之十的耕地。”
“丈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就没有地界啦！”
保尔笑着说。老丈量员也笑了：“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但是，您要知道，那还远着哩。”
“您知道过布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喔，您指的是它呀！”
“对。”
“我去过那儿……那是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继续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