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
病人们从海滨回疗养院时，总要从这个大花园里经过。
在这花园的一面灰色石灰石的墙边，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非常喜欢呆在它的绿阴下。
这里很僻静，几乎没人来。保尔总是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瞅着行人；每到晚上，这里又是一个静听音乐的好地方。
这天，保尔又来到了这个幽静的角落，舒服地躺在一只藤编的摇椅上小睡。
他刚洗完了海水浴，阳光和海水令他浑身都疲乏了。
他把厚毛巾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曼诺夫的作品《叛乱》扔在旁边的一只摇椅上。
初到疗养院的头几天，他的神经仍然没放松，因此头一直在疼。教授们还正在对他这个复杂而古怪的病症进行研究。许多次的敲呀、听呀已经让他厌烦了。
病房的责任医生是个年轻的女党员，有个很怪的名字——耶路撒冷奇克。每次她都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把保尔领到医学专家们的跟前。
“说真的，我讨厌这一套。”保尔气呼呼地说，“我一天之中总有五次要回答他们那同样的问话。不是问：‘您祖母是疯子吗？’就是问：‘您曾祖父患过风湿症吗？’……真见鬼，他们生什么病，我怎么知道！每个大夫都想要叫我承认我曾经得过淋病或是更难受的病，真的，有时我真想敲他们的秃脑袋！……要再这样下去，我准得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份子！”
尽管如此，耶路撒冷奇克医生仍是满脸微笑…… 今天没有预定要进行检查。
这时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保尔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但他没有睁开眼，心中盘算：“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
但摇椅咯吱地响了一下，有个人坐了下来。一阵香气告诉他，这是个女人。
他睁开眼来。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两条晒黑的腿和蹬着山羊皮便鞋的脚。接下来，他又看到一个留有男孩发式的头、一对儿大眼睛和一口细白的牙齿。
她有点抱歉地朝他笑着：“对不起，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吱声——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希望她走开。
“这是您的？”她翻着那本《叛乱》问。
“是我的。”
沉默了一分钟。她又问：“同志，您是住在疗养院的？”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他心想：“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人？让人怎么休息得了？接下去她还会问个没完。我还是走吧。”
想到这，便粗鲁地回答：“不是！”
“可是，我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您。”
保尔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听见后面有一个响亮的女声：“多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一个皮肤被晒得黝黑的胖女人坐在了摇椅上，她长着浅黄头发，身穿疗养院的浴衣。
她瞟了一眼保尔问：“同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在哈尔科夫。”
“干什么的？”
保尔已经决定赶快走开，便没好气地回答：“开垃圾车！”
她们哈哈地大笑起来了，让保尔周身一震。
“同志，您这态度，怕是不太礼貌吧？”
就这样，他们的友谊开始了。
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多拉?罗德金娜在这以后时常提起他们这个喜剧式的开端。
有一天，保尔去泰拉萨疗养院的花园参加午后歌舞会。
他意想不到地碰上了察尔基。这得感谢那场狐步舞。
当一个胖歌手唱完了那支《销魂之夜》后，出来一男一女。
男的戴着一顶红色圆筒高帽，上身穿着白晃晃的胸衣，打着领带，下半身几乎一丝不挂，只有屁股上围了几串金属片。总之，像野人，又不像野人。
那女的非常漂亮，身上挂着无数的布条子。
这一对怪物在舞台上跳着一种扭屁股的狐步舞，这让那一群长着牛脖子站到疗养院休养员的安乐椅上的“耐普曼”乐得嗷嗷直叫。
那对男女粘在一起，扭出了淫猥的姿势。
“真是下流，卖淫！滚下去吧！”
突然在接近舞台的最前排，有人站了起来朝台上骂。
保尔听出这是察尔基的声音。
钢琴师的乐声中断了，小提琴也跟着停了下来，台上那对男女也不再摇摆了。
后边的那些家伙气愤地骂着：“真可恶，搅了一出好戏！”
“整个欧洲都在跳舞！”
“真他妈气人！”
但这时，一片好汉哨吹了起来，像风一样把那对男女吹下了台。
过了片刻，报幕的小丑像个机灵的奴仆那样跑到前台，宣布说歌舞班马上就走。
“大路朝天，快快滚蛋，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转转！”
一个身穿疗养院长衫的小伙子在哄笑声中将报幕人赶下了舞台。
保尔跑过去找到了察尔基。
两个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
“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们马上就会生一个女孩或男孩了。”察尔基说。
“呵，她是谁？”保尔惊诧地问。
察尔基从他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认识吧？”
保尔一看，原来是察尔基和安娜的合影。这使他更加惊异地问：“杜巴瓦现在在哪儿？”
“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就离开了共大，现下在莫斯科工学院读书，据说，他又恢复了党籍，那也没用！他中毒太深了……”
“你知道帕科拉索夫在哪吗？他现下是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他人，我不太清楚。大伙各在一方，能碰在一块，叙叙旧该多好啊！”
察尔基满脸喜悦。
多拉和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
察尔基又把门关上。
多拉瞅见了察尔基身上的勋章，就对保尔问道：“你这位朋友也是党员吧？他在哪里工作呀？”
保尔不假思索地介绍了察尔基的简单情况。
“那好，他能够留在这里。这些同志刚从莫斯科来。他们要告诉咱们党内最近的一些消息。我们决定开个特别的内部会，就在你的房间里。”多拉解释。
接着，莫斯科党监察委委员巴尔塔绍夫将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半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最后他说：“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咱们每个人都应坚守岗位。明天我就动身。”
三天后。
疗养院便空无一人了。
保尔也提前出院了。
保尔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出任团州委书记。
一个星期以后。
他给城里的团员们演讲了一次。
深秋时节。
州党委的汽车拉着保尔和另外两个人，去离城稍远的一个区。
结果，汽车翻进了路旁的壕沟。
车上的三个人都受伤了，保尔压坏了右膝。
几天后。
保尔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学院。
外科医生们对他那条肿着的右腿进行了检查，又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个主持会诊的胖教授说：“好的，就定在明天早上。”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非常洁净，弥漫着医院的味道——保尔很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
他朝四周看了看：
一张铺着白净桌布的小桌，一个白色方凳——这该是全部家具了。
一个女护士端来了晚饭。
保尔没吃晚饭。
他半躺在床上写着信。
此时，腿疼得厉害，让他没心思吃东西、没精神想问题。
当他写好第四封信时，门悄声地开了。
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年轻女子走到床前。
借着黄昏的微曦，可以看到她那一对细眉一双黑眼。
她一手拿着一个纸夹，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她开口说话了：“我是你病房的医生，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填这张表，不管您是否愿意，都得回答我全部的问题。”
她温和地笑着。
这微笑减轻了刚才的“审问”带来的不快。保尔不但将自己的、就连祖先三代的事情也告诉了她。
他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手术室。
好几个戴白口罩的人。
镀镍的用具闪着亮光，在一张窄长的手术台下，放着一个大盆。
当保尔躺到了手术台上时，医生已洗好了手。
手术准备正在急速进行着。
保尔朝周围看了看。
一个女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和小镊子。
主治医师巴扎诺娃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小声告诉他说：“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会产生刺激……”
“你说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冷冷地笑了一下。
几分钟后，他的脸完全被面罩蒙上了。
那个教授对保尔说：“别害怕，我们马上给你进行哥罗芳麻醉。你用鼻子深深吸气，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发出平静的声音：“好。我先向你们道歉，恐怕我会不自觉地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教授忍不住笑了。
紧接着，难闻的第一滴麻醉药水令人窒息地滴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