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则取于内地的，分丁税和地税，系仿唐朝的租庸调法（但两者不并纳。地税少而丁税多的，就纳丁税。丁税少而地税多的，就纳地税）。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的区别（又有一种新收交参户，则第一年至第五年，减收其数，第六年才入丁税）。取于江南的，分夏税和秋税，仿唐朝的两税法（官田不纳夏税）。役法的源起和其扰民，已见第四章第二节。司马光复差役之后，就旧党亦不以为然。于是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场河渡钱招募，要不够才许签差。寻又变为招募。绍兴以后，讲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产倘有典卖，税赋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则三岁一行，查考各户的资产，有无变更。这种办法，原想查明各户资产的多少，以定其户等的高下；按着户等的高下，以定其应役的重轻，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这种办法，手续是很烦难的。而经手的吏，又要视贿赂的多寡，以为物力的低昂（纳赂多的，就说他资产少），所以仍没有良好的结果。公元1169年（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其法：由公众共出钱谷，以助输充的役户。此后各处仿行。凡行义役的地方，役法就没有什么扰害，这是因：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把一处地方应役的费，均摊在众人头上，既由人民自办，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见人民自治的力量强，什么恶政治都可以设法防止的。
辽朝的役法无可考。《马人望传》说：当时人所最苦的，是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至于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则亦是行差役法的。金朝则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则随户口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警盗贼（猛安谋克户，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钱雇募。其钱数，则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准。此外如要签差，则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则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质，又不可分的，则取以次的户协助他。
物力钱，也是计算人民的“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藏镪”等，以定其数的。金朝的征收物力钱，很为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馈遗”，就要多征他的物力钱。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系“三年一籍”，后来变做“通检”，最后又变做“推排”。通检、推排，也是很骚扰的。
元朝科差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唤做“丝料”，一种唤做“包银”。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谓之“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谓之“五户丝”（这是诸王、后妃、公主、功臣收的，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予）。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科户”输一两，“减半科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此外，“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每户科细丝四斤。“复业户”，“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与旧户同。
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做两税之后，又于其外另取庸调一类的税，实在是叠床架屋的事。
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盐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年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人中”、“刍粟”有关。
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市）、海洲（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湖北的武汉市汉阳区）、无为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闾，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倘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做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预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卖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做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他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984年至987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税”。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咨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源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买卖（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现钱，谓之“现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买卖。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税”。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备无关，而通商之议起。公元1059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买卖（唯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占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缗钱，或沿边州军人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的办法。公元1105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买卖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买卖，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顷刻都成废纸。做这买卖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这本是同百姓做买卖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烦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法：海船载货来的，先十税其一。而香药和宝货两种货物，则必须卖给官，由官再发卖。其出海的商人，则雍熙中曾诏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
此外又有合了许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笔进款的，便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账钱等。“经制钱”起于徽宗宣和末，陈遘经制七路财赋，收“印契”、“鬻糟”之类的钱，一共七种，以成功一种税入，因称为经制钱。“总制钱”则高宗在扬州时，四方贡赋不入，乃收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八路的税（如增加酒价和卖糟的钱，典卖田宅的税和牙税等），领以宪臣，收以通判。因绍兴五年，命参政孟庾提领措置，以总制司为名。就称这一笔钱为总制钱。“月桩钱”则绍兴二年，韩世忠驻扎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而漕臣再摊派之于州县。所取的，也大概是这种不正当的收入。“板账钱”，亦起于南渡以后，其不正当更甚。《宋史》说：“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靡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人，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大概这种苛税之兴，都是起于唐中叶以后，历五代而愈甚。宋朝虽说蠲除烦苛，毕竟没有蠲除得尽。而到后来，财政的困难，却和唐五代时相等，自然驾轻就熟，种种的苛税，同时并作了。所以我说：唐代的藩镇擅土，实在叫中国的税法起一个大变迁。
金朝官卖的东西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种。而以盐为首。其法：亦由官卖之于商人，而给以“钞”、“引”，行盐各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关税和商税（金朝的税法，大概是因仍于宋的，无甚特创的制度）。
元朝的盐，以四百斤为一引，行盐亦各有郡邑。有由商卖的，亦有由官设盐铺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验户口多少，输纳课钞的（这种法子，也起于五代时候。其初是官把盐按户勒销。到后来，则并不卖盐，而这一笔钱仍旧要出，就变做一种赋税。再到后来，则出了这一笔赋税，而官仍旧要禁榷盐），则谓之“食盐地方”（对于食盐地方。则官卖盐之处，谓之“行盐地方”）。茶亦有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后来除长引，专用短引。卖零茶的，则给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于出茶地方，设立提举司七处。又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酒曲和醋，亦都由官卖。
商税的制度，其详不可考见。据《元史》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人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额，不啻十倍云：则其收数甚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钞价下落物价腾贵的关系，须要除去计算）。对于海外的贸易，则元朝较宋朝，更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但亦时有罢复），世祖初定江南时，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贸易的，其货都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买得的货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验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第二年，卢世荣变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国去卖买。世荣死后，这种法子，亦就废掉。
第七节 钞法
宋、金、元、明四朝，还有一件事情和民生大有关系的，便是钞法。
中国的币制，在古代本是“金铜并用”的。而金为“秤量制”，铜为“铸造制”，已见第一篇第九章第二节。这种制度，到汉朝还没有改。但是魏晋以后，黄金便大少了。金之所以少，前人都说由于写经造像的消耗（别种奢侈的用途，黄金总还在的。只有写经造像，却一消耗，就不能回复）。但是魏晋以后，贫富渐均（参看第二篇第六章，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五节），金以散而见其少，也是一个原因。
古代的币价，对于物价，是很贵的。据李悝所推算，当时平民一家，终岁之用，不过一千五百个钱（其实这个还不过用钱币推算价格，未必所用的东西，一一都要用钱去买），如何用得到黄金？所以古代货币，虽说金铜并用，以我们所推想，可以晓得黄金并不在多数人手里流转（参看《建设杂志》二卷六号通信栏）。
然则当时的大宗贸易是怎样的呢？难道一一攒着现钱去做卖买吗？这也不然。大宗卖买，总有抵消推画……法子。所以《周礼》上头，就有“质剂”（《周礼》固然是伪书，也多用古书为据，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就算它凭空造出来，也一定是按着汉代社会情形造的。那么，《周礼》上有质剂，就足以证明汉代社会，券据等类，业已通行很广）。况且当时代钱用的东西多着呢——其最普通的就是帛。
但是这种办法，一定有许多单位不同的东西（如金、银、布、帛等），在社会上同时并行，当做货币用。于计算上也很为不便。倘使有一种东西，能专代表钱币的价格（它本身不另有价格），而又有“轻剂”之便，一定是众人所欢迎的。职是故，纸币就自然发生出来。
还有一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历代钱法，因限于篇幅，未能历举。简单些，可把《汉书》、《隋书》、《唐书》的《食货志》看一遍做参考）。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两国竟用起铁钱来（这是同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见解，想借此防止钱币流出于国外之故）。宋朝不能厘革，于一定的区域中，仍旧听铁钱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时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铁钱。所有的铁钱，就都一拥而入（江南后来却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这种最笨重的货币，于是数百年来扰乱中国经济界的钞法，就以此为发源地了。
宋朝的行用纸币，起于真宗时候。先时蜀人患铁钱太重，自行发行一种纸币，谓之“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而一换，谓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将旧的尽行收回，另发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来富民穷了，渐渐地付不出钱来，以致时有争讼。转运使薛田，乃请于益州设立交子务，而禁其私造。于是民间自行发行的纸币，就变做官发的了。熙宁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旋即停罢。蔡京当国，才推广其行用的区域，又改其名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预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闯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但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兑现，（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地跌落。最可笑的是，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地借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七节）。
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它“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它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两
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两
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了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l两=金两
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第八节 学术风俗
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作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辩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辩争的必要了。
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挑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和“虚骄”的观念。
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散文较骈文为发达。欧阳、三苏、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这也是魏晋到唐的文学的一种反动力（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因崇尚质实的趋势，而白话文大为发达。在学术一方面，则应用之于语录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学一方面，则用之于小说和戏曲上，为文学界开一新生面。
北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是和中国学术的进步大有关系的。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备详。近人所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