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人认识学校里的老师或者干脆就是老师的亲戚，那没话说，粮食就暂时寄存在老师那里，什么时候仓库空一点了，再倒腾过去。一部分人认识学校旁边的居民，也就放在他们家寄存了。毕竟是个熟人社会嘛。
对于大山里出来的一批人，就不那么有趣了。再挑回去不太现实，几十里路呢。随便找个地方放更不现实，日夜守着更不是个事，怎么办呢？
有那心眼活的，就动心思了。些许乡镇上的人不种田，又要吃粮食，只好买。但是市场上卖的粮食不但价格高，还不好吃。这些山里农民生怕饿着了自己的孩子，送来的都是家里的“新窝米”，就是新产的水稻米，好吃又新鲜。这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
于是镇上人就说了：“你把粮谷放我们家，收你二十块钱，我给你看着，等学校仓库有了空地，我再给您倒腾过去。”
山里的农民一想，都出来了，总不能送回去，有个人看着多好啊。但是给人家几十块钱，也犯难，几十块钱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不是免费给新的粮食还搭钱吗？有那不乐意的，真就又挑着来斤的稻谷回山里去了。不过，多数的农民还是就范了，但是他们央求学校的老师，学校的米一旦空了，就要镇上人先还大米，可不能让他们给骗了。
吃饭问题解决了，住校的费用又来了。在这个问题上，老师们分得很清楚。学费是学费，住校费是住校费。离学校近的孩子，散了学，就回家。山里出来的孩子，到了晚上，就得住在学校里。班主任晚上是要打着手电筒巡逻的。
有一年夏天，两个调皮的男孩半夜偷偷爬起来去洗澡，结果在一个叫鲤鱼潭的小河坑里淹死了。家长哭天抢地的，连县长都惊动了。从那以后，班主任变成了两个，一个管白天，一个管晚上，每隔一段时间，老师就拿着手电筒从玻璃外面往里面照，直到看着孩子们像萝卜似的一个个躺踏实了，才放下心来。
李玲的住校费是块，这在当地不是个便宜的数字。李玲清楚地记得，学校门口当时有卖散装的瓜子，那种瓜子可以用杯量，论杯卖给你，才毛钱一杯。块是毛钱的倍。
住校的床铺是上下铺，木头的，做得很简陋，一动就咯吱咯吱地响。女孩子比较聪明，冬天多半是两个人合作，一床被子垫着，一床被子盖着，两个女孩子睡上铺，下铺放东西，到了夏天再一人一个铺位。男孩子就不一样，学校再怎么鼓励，都是一人一个铺，东西都放到床下或者角落里，把被子折过来，垫一半盖一半，冬天的时候冷得蜷成一团，但即便手脚发麻，也不愿意跟别人合住。
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学校食堂不再只管饭了，开始有热菜卖了。校长的亲戚承包了一天三顿的伙食，入伙的学生俗称“吃公餐”。吃公餐是有条件的，就是一个学期交块，你就可以不用带菜了。学生们把这个消息很快带给了每一个家长，校长的亲戚想着钞票，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交钱的没有几个。原因是大家都很穷。吃得起公餐的就那么几个。
于是每天公餐窗口的旁边总是围满了人。打了份公餐的同学看着没有吃完的菜，问一声“谁要吃？”立马围过来几个同学，把他的剩菜分了个精光，连汤都不会剩下，好歹吃到了新鲜的菜，哪怕是一块萝卜。也有实在卖不完的菜，校长的那个亲戚，就充满失望地喊一句：“分了，分了。”于是一片嘈杂，瞬间又归于宁静。
这个时候，李玲是不会去抢的，她抢也抢不上，干脆就断了这个念想。
不过，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她能吃上新鲜的菜了。不是因为她去抢了，也不是因为她交了费用，而是有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孩子抢到了之后，总是分一部分给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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