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男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他上大学的钱都是助学贷款，家里为了他上学更是借了不少债，父母至今还在一个县城的家具厂上班，五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出工出力，上个小时班，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是年前的大学生了。城里人都流行拼爹，很多大学同学的工作都是父母们已经找好了，人家还不乐意上班，自己在人才市场找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这就是差距，这就是现实。
他决定面对现实，走一步看一步。
在李玲眼里，陈一男绝对是个大知识分子了。不要说比她多读了至少年书，就是人家那外贸工作和偶尔蹦出来的一溜英文单词，就够他晕乎乎的。李玲也学过英语，但是小镇上的英语几乎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连老师都蒙查查，更不要说学生了。所以虽然读到快初中毕业了，但是英文就局限在“hllo，hoaryou”这种级别上，别提多没面子了。
此刻陈一男说到了深港市。说那里的最低工资是国内最高的，最少.要是给不到这个数，员工是可以起诉企业的。李玲就问什么是起诉？陈一男说，起诉就是告他们。员工跟企业打官司，企业输了就要赔钱。
李玲“哦”了一声，没有回应，但是前排一个黄毛就转过头来说，“起诉个毛，我们厂里工资就没有，我还被注塑机切去了一个指头，老板赔了块，问我还干不干，不干就可以回家了。留下来再补块，我就留下了了。”说完把手抬起来，晃给大家看。一边晃，一边还“嗯？”，好像是要向陈一男证明他说的底薪就是扯淡。
陈一男看了看，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李玲突然对陈一男冒出一句“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可能有的厂没有实行。我们确实可以告他的。”
陈一男应了一声，但是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那个黄毛晃给他的手指头。他想告诉他一根手指绝对不只几千块钱，但是临到嘴边，又把话咽了回去。
夜色渐渐袭来。
窗外已经是万家灯火。一间接一间的工厂都在开工，整个大地好像都动起来了。李玲看着那么多工厂明亮的灯光，不停地问陈一男，这些是什么厂，那些是什么厂，注塑机是什么意思，EM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要把电话号码写在屋顶上？
陈一男一一做了回答。后来，喧闹不住的年轻人们又渐渐困了，慢慢地，车厢里安静下来，大家又都睡觉了，连开车的司机都换了一个，另一个司机倒在前排，打起了呼噜。
半夜，突然车厢里的灯光亮起来，司机停车了。
司机大吼一声：“清水的，清水的，下车啦”。于是大家一阵骚动。
有在清水下车的，就起来穿好鞋子，拿好自己的包，下了车。需要在车下拿行李的，大家就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看着老乡拿行李。倒不是担心人家偷行李，大家都还是很淳朴的，而是一旦拿错了，上哪里找去？大家出来打工，带的包都长得差不多，不认真看，还真是容易搞错。
短暂地喧闹后，汽车又上路了。一路上大家已经腰酸背痛，睡得也不踏实。这会到了深港境内，基本上都伸懒腰要准备下车了。大巴在高速上飞驰，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飘起了小雨点。
雨点打在窗户上，声声入耳，淅淅沥沥，还带着丝丝冷气，直入这些打工仔的内心，仿佛告诫他们：前路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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