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在16岁生日那年离家出走，我才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叠素描本，那上面有着寥寥几笔就变得栩栩如生的向日葵，某个女孩跃然纸中的美丽侧脸，还有仿佛下一秒就要扑到我身上撒娇的小狗。我的父母早早地就订好了目标，要让他成为一个工程师，每天面对的是设计图、数据和一大堆建筑工人。他们花心思培养了迈克尔对绘画的爱好，却没想过这种技巧点燃了迈克尔内心的艺术家之火。
我终于理解自己的兄弟心中的苦闷，但却没办法再找到他。
结果，在他17岁生日那天，我们家里接到了电话。迈克尔涉嫌谋杀了整整一屋子人，他用自己对颜料各种化学反应的丰富知识，制作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放进了空气循环系统，一晚后，那栋屋子里面再也没有一个活口了。
他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三缄其口，警察方面也草草结案，把他判定为反社会人格犯，关进了监狱。我们在案件开庭的那天见到了迈克尔，他瘦了，脸颊凹陷，满面胡渣，头发乱得像鸟窝，只有一双眼睛精光闪闪。他看到我手里还拿着其中一本素描，就朝着我笑了笑，但却始终没有看父亲和母亲一眼。
法官虽然有因为他的年龄而作出量刑，让迈克尔逃过一死，但却判了同样残酷的强制军役，对于杀人犯，除了必须加入军队直到退役，他们还必须接受“神经中枢社会化再造”的手术，切除掉脑额叶后再添加进各种控制脑内分泌的仪器，他们就从可怕的杀手变成了忠心不二的联邦军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迈克尔，当时接受手术的犯人会完全忘掉自己的过去，他不再是任何人的亲人，只是一个预备役军人，与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
他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伤痛，我不得不忘掉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弟弟，就像我的双亲不得不忘掉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儿子。
我留了一张当年的旧照片作为纪念，日长月久，也就忘在一边了，直到亚当重新把它翻找出来。
我们一家在迈克尔和几个其他士兵的掩护下，撤退到了附近一个碉堡。等待着支援和下一台能够容纳我们的运输车。
那其实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但却漫长得仿佛有一个世纪之久，我把娜塔莉和亚当都拥在怀里，背贴着被阿格利亚那长年高挂的烈日晒得发烫的合金碉堡，想要温暖自己不断地颤抖的躯体，但却只是蒸发了一层冷汗，又出了一身热汗。
这就是战争，虽然不是我曾了解过的，人与人之间疯狂举枪彼此厮杀的内战，但却一样地残忍，不，或许比那还要残忍，因为对双方来说彼此都是非我族类，无法理解、无法沟通、无法容忍，除了决一死战别无选择。
我伸手挡住亚当和娜塔莉的视线，让喷吐火舌的枪口、飞溅的血液、带着肉末的利爪、千疮百孔的战斗服和碎裂面罩中露出的扭曲面孔都无法映入他们的眼中，而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随着迈克尔的脚步。
他镇定自若，手中的电磁步枪几乎没有停顿，指向每一个试图靠近这小小堡垒的敌人，倾泻着致命的弹雨。金属弹壳不断地落地，敲击出奇妙的鼓点。这一刻，迈克尔看起来简直就是个娴熟的爵士鼓手，配合着自己的队友们，打出了奥妙的节奏。这真的就是我那个爱好绘画的弟弟？隔着一副厚厚的战斗服和无情的面罩，他的身影是如此熟悉，又如此地陌生。
直到士兵们打退了一整波虫族的冲击后，我们才等到了下一批运输车，迈克尔头盔上的扬声器传来了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他打开面罩，冲着我笑了笑。
时光磨平了他脸上的圆滑线条，只留下了刚硬的肌肉，深陷的眼窝和我非常像，里头的琥珀色眼睛也因为年纪渐大变得略为浑浊，还带着清晰的血丝。他留了大约三天的胡渣，看起来有点儿不修边幅，两颊的皱纹也掺进了尘土。
但他仍然是迈克尔，我的弟弟，额角上的那块黑色的控制器不断在刺眼地提醒着我，他曾经是个杀人犯，受过改造。如果他一直没有离开战场，那已经足足打了二十年的仗。
我想象不出那是怎么样的日子，就像我想象不出现在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运输车和下一批护卫队抵达了。
拥着娜塔莉和亚当走进车厢时，我仍然禁不住回过头去看他，但迈克尔没有注意到我的视线，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和队友们重新调整编制上。我最后瞧了他一眼，把他裹在战斗服里的背影深深地映入眼底，然后任由关闭的车门吞没了他。
直到我们的殖民船冲出了大气层，我仍旧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从外星人的侵略中突围而出，逃到了相对安全的外太空。娜塔莉抱着亚当，又再哭了起来，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以前那个坚强的检察官妻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脆弱而感性。我搂住她的肩膀，心不在焉地安慰着她，心思却仍然留在了阿格利亚。
我没有再见到迈克尔，虫族对星际港的攻势越来越强，我们逃难似地冲进了殖民船，甚至都没来得及朝四周看上一眼。雷诺突击队的宇宙巡航舰还停留在轨道上，等待着最后一艘殖民船升空。迈克尔或许仍然在地面上与铺天盖地的虫族交战，他的娴熟枪法还可以尽情地发挥并带他脱离险境吗？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这群恐怖分子为什么要如此拼尽全力地帮助我们。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是毒蛇般勒紧了我的心房，或许这只是上帝的安排，让我见上迈克尔最后一面，好让我们兄弟俩能在永别之前多少获得一点儿安慰。但如果这就是真相，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甘心接受。我还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好好了解他这二十多年来的生活，甚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有我这么一个亲人，才匆匆一聚，就要分离，这哪会是上帝的旨意，简直就是魔鬼的行径！
“爸爸，爸爸，”亚当突然拉着我的手臂，摇了摇，把我从思绪中唤醒，“你还记得那个救了我们的士兵叔叔吗？”
“当然记得，怎么了？”我有点儿惊讶地看着儿子那双和娜塔莉一样澄清的天蓝色眼睛。
“他后来对我笑了，笑得真好看，我看到他的笑容，就知道我们会是安全的，对吧，爸爸？”
“对，宝贝儿，”我抱住他的小脑袋，在额头上印上一吻，“你说得太对了。”
雷诺突击队护送了我们一程，在殖民船即将要到达自治联盟安置难民的星球曼霍夫后，便离开了。我设法去打探的迈克尔的消息，但除了知道这支恐怖分子即将要去一个满布熔岩的星球外，一无所获。尽管不想承认自己如此地不理智，我还是得说实话，自己在获知这个消息后非常不高兴。我不清楚迈克尔为什么会加入了这么一群反对现任自治联盟政府的家伙，虽然我对蒙斯克并没有好感，但这并不代表我就可以接受另一群正在走他发迹时老路子的人。
而现在，他如果没有在阿格利亚牺牲，那就是在和一个前民兵队长还有一堆罪犯身陷险境，我越发怀疑，当初联邦那粗劣的“神经中枢社会化再造”手术，是不是损害他的大脑。这项技术后来获得了长足改进，影响使用者的仪器被缩小成纳米级，留在被改造者身上的，只有一片耳后的秃斑。但迈克尔那个年头，这项技术仍然没有进步到如今的程度，除了脑部里的改造，还有一个碍眼的外部仪器留在了他脑袋上。这个部件虽然坚固，但仍然非常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在以前，社会化罪犯因为仪器受损，行为失控而在军中大开杀戒的丑闻时有发生，UNN没有报道过这些事情，但坊间的留言，从来都不曾间断过。
我们在难民区中被分配到了一栋独立的小房子，非常狭窄，但已经是对我们三口之家的特惠安排，如果是独身一人的难民，都被分配到大房间中，和几十个人一起打地铺。
娜塔莉对此非常不满，但我劝慰她，这只是暂时的，更何况，起码我们一家人可以有自己的私隐空间。那时我还没想到，自己竟然数漏了一项独门独户的好处。
可以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没人知道最先是哪些家伙受到了感染，这个星球容纳了大量因为虫族的侵略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哪一个都有可能在无意之中携带上了虫族的病毒。这些可怕的疾病是在我们到达后第二天开始爆发的，起初只是有难民区出现瘟疫的传闻，很快，这种情况据说竟然延伸到了驻守的自治联盟陆战队里头。我打听到了这个不太确切的小道消息，自治联盟军人的糟糕表现让我留了个心眼，立刻跑到附近的联络站，跟还留在雷诺突击队的韩森博士做了一番联络。
她反馈给我的讯息令人非常不乐观。原来早在阿格利亚，她就有接收到类似的情报，虫族的蔓生菌丛和王虫的分泌物中可能含有某种能够破坏其他生物DNA结构的物质，而如果有受到感染的难民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和隔离，她无法预计会发生什么后果。
我在离开联络站后，动用了一切可靠的关系，还花了我们积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把自己一家人搬到了离难民区军事基地最近的一个单间当中。娜塔莉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自己的担忧未必是杞人忧天，而如果这种可怕的瘟疫爆发，唯一能够提供救治或是保护的地方，就只有军人驻守的基地了。
很快，封锁消息失去了作用，因为可怕的虫族病毒威力超过了所有人、甚至是我自己这个知情者的想象！它们不但能够感染生物，连建筑物也不放过，从一些疫区流传过来的视频中，我看到了被类似真菌类攀缘物包裹起来的难民房、补给站甚至是兵营，和出没在其中的古怪生物，它们当中有的曾经是难民，有的则是陆战队员！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介乎于人类与虫族之间的怪物。
这些异型白天躲藏在受感染的建筑中或遁入地面，回避它们无法承受的阳光，一到夜晚就蜂拥而出，冲向仍然有活人存在的地方。难民营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当地的驻军却束手无策！
接连的打击让娜塔莉的神经变得非常脆弱，她失眠了，还经常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突然紧紧地抱着儿子，好像生怕他会凭空消失似的。我却没法给她多少安慰，因为我自己的情绪，也受了目前困境的影响，变得非常暴躁。
亚当很懂事，在这艰难的时期，他却成了我们一家中心，说着他从别的小孩口里听来的笑话来逗他妈妈，还为每天东奔西走的我乖乖地捧上一杯清水。儿子的行为让我感到惭愧，在等待进一步消息时，我禁不住想，要是迈克尔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没有任何计划能够预计到这种情况，他又该如何去处理？我不知道。
自治联盟的军队再一次抛弃了我们。我发现自己对此没有太惊讶，在阿格利亚的背叛已经令我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对自治联盟政权比联邦时期还要腐败的传闻，统统都是真的。感染的速度随着抵抗的消失进一步加剧，少数人组成了民兵团，自发地带领着余下的难民们躲进了被自治联盟军队抛弃的基地，筑起了简陋的路障。但我们都很清楚，这不过是死亡之前，绝望的苟延残喘。
所以在收到韩森博士的联络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雷诺突击队又来了。
他们接管了余下的军事设施，立刻迅速建立起了有效的防线，堡垒在SCV的工程手臂挥舞下座座升起，射击口露出的电磁枪和火枪喷射器仿佛能够瞬间摧毁千军万马。
他们还带来了军工厂，一台台恶火四驱车流水般地涌出，在烈日高照时缓慢但干净彻底地烧毁每一座被感染的建筑，直到燃尽最后一丝蔓生菌丛才转移到下一个区域，周而复始，属于异型们的地盘一点点地减少，我们生还的希望也在一点点地增高。
但我当时无暇理会这些喜人的战况，而是跑到了指挥部，靠着以前老同事的身份见到了韩森博士，并向她打听迈克尔的情况。艾瑞儿正在着手帮助亥伯龙号上的船员们建立一份完整的健康档案，所以我轻易地看到了迈克尔的病历。
“部分器材性失忆？”我对这个词汇非常陌生，只好指望韩森博士来替我解释一番。
“这是个古老的词汇，”她抬了抬眼镜，把迈克尔的病历翻到最后一页，将一张他部分颅骨和那个黑色晶片的扫描图展示在我面前，“在‘神经中枢社会化再造’这种技术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情感控制器是外露的，作用和现在的纳米机器大同小异，都是压抑改造者反社会的神经冲动，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其变得规范，并且一心忠于自己的长官。这种情况，医学上被称为‘器材性失忆’，一种人工的症状。老旧设计的缺点是容易被意外情况损伤头颅外部的控制器，造成各种如人格失调、过度暴力倾向等问题。仔细看看这张照片，你兄弟的控制器外壳其实有细微的裂缝，应该是在某次战争中被流弹擦过后留下的。这次冲击让仪器出了故障，迈克尔中士的受控制程度有所减弱，起码那对于联邦的无条件忠诚，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变成了所谓的‘部分器材性失忆’。”
“那他的…………”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将要说出口问题，有着某种恐惧。
“他仍然不记得自己的过去，”艾瑞儿看穿了我的想法，“现在他是个有着优良人格和高度纪律性的军人，不再有任何反社会人格，但代价是，所有他曾经的回忆都消失了。”
“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恢复？”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多么蠢的问题。
“我不能保证，”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但仍然作出了正面的回答，“但人类的脑袋虽然很脆弱，不过也非常顽强。他的脑额叶应该已经重新长好了，目前这个有点儿失灵的控制器继续在管理着他的记忆，所以他的人格仍然是处于改造后的状态，而如果仪器终于因为故障停止了运作，那或许他会重新记起关于自己曾经的过往。你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博士陷入了沉默，对于这个问题，她说得已经够多了。
“他现在在哪？”我换了一个没有那么沉重的话题。
“前线，迈克尔中士在阿格利亚的表现令雷诺指挥官很满意，他现在负责带领一支小队搜救难民区的生还者。如你所见，他其实过得很好，军队的生活很适合他。虽然现在他是叛军的一员，但吉米——我的意思是雷诺指挥官是位优秀的领导者，他会扳倒蒙斯克的，而那时候，迈克尔中士，也会成为一位革命英雄。你应该祝福他才对。”
她说得对。无论我是否愿意，迈克尔的生活已经不再和我这个哥哥再有任何交集了。
我甚至没有问她为什么不尝试着修好控制器，自治联盟已经成立了四年，对联邦的忠诚早就过时了，而现在的自治联盟军是些什么货色，我已经在这两天了解得非常透彻。我很担心迈克尔现在这种仿佛是针尖上的苹果般的状态，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情况，无论他重新倒向哪一边，都不会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
那一晚，我喝得大醉，和娜塔莉狠狠地吵了一架，然后抱着那张亚当翻出来的旧照片，在难民房的旧沙发上睡着了。梦里耳边响起的仍然是延绵不断的枪炮声，最后却都变成了迈克尔的爽朗大笑。他伫立在烟火遍地的战场上，对我咧开嘴，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容貌虽改，神态，却像极了他在照片上的模样。
我们一家和无数难民再次坐上了殖民船，踏上了迷茫的旅程。自治联盟指定的难民中转站曼霍夫成为一个满目苍夷的星球，还有着继续被虫族病毒感染的风险，已经没法呆了。我们不可能去其他早已殖民的星球，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瞬间容纳如此大量的难民，更何况，收留从疫区逃出来的我们，还有着额外风险。
最终，还是韩森博士再次为我们找到了出路。虽然新的殖民地比邻神族的领地边沿，但海文星适宜人类居住，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留待开发。两次经历劫难，包括我在内的难民们都不再有任何多余的奢望，只求能找到一片落脚地，海文星，就是我们的新天堂。
渡过了生命的危机，我和娜塔莉一度紧张的关系又开始回暖，不管如何，为了亚当，我们的小天使，能够开开心心地享受他的新生活，营造出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于是，作为一种坦诚的表示，我告诉了娜塔莉自己情绪变得如此乖张的主要原因，还把那张已经被我郑重镶在自己亲手做的原木相框中的旧照片拿给她看。
在一个久违的长吻后，她充满柔情地抚摸着不知何时爬上我眼角的鱼尾纹，轻轻地叹了口气。
“过去了就过去吧，狗狗，”她喊着我们之间才知道的爱称，“你还得过自己的日子，亚当需要他的父亲，我也需要自己的丈夫。你的弟弟，却不一定需要一个连自己都不记得有过的哥哥。”
我无法反驳娜塔莉。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要如此挂念迈克尔，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但每当我闭起眼睛，回忆起他的面容，开始后退的发际，脸上难以掩饰的风霜，和那不曾变过的笑容，最后都会以一个令我烦心的画面作为终结：那个嵌在他额头上，散发着不详光芒的小晶片。
从某种角度看来，那也是一种人生计划。
只是更粗暴，不容置疑，无从反抗。
时至今日，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被别人操纵，喜欢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而不是要自己做决定。是父母的教育方式让我变成了这样的人，还是我天生就适合这样的教育，早已无从考究，但无论如何，我都注定了可以当一个言听计从的孝顺子。
可是迈克尔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更好奇，更活泼，也因此更有主见，更有自己的想法——唯唯诺诺的人怎么可能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时，父亲和母亲对他们安排的人生计划那不可动摇的信心，就变成了一种强权。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但就连我自己也清楚，好的出发点并不能保证我们干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或许迈克尔会成为我们一家最大的伤口，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而是他的遭遇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可能这世上真的有那么一条最好的人生路，但任何人都无法保证，那就是自己的人生路。我用遗忘来掩埋起迈克尔留下的伤口，而现在，这上面的陈年的结痂被我那惨遭洗脑的弟弟用一个灿烂的笑容掀起，顿时，脓液与鲜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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