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团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满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作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她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抗战胜利前后。流动剧团只有几个固定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临时演员。出出入入的人，成分复杂起来，有流亡学生，大后方来的职业艺人，失业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各个社会角落，有人也带来了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传闻和解放区出的小册子。俞洁没有关心过政治，更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她对人们口里和书里描述的解放区发生了兴趣，那里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使她向往，特别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叫作“革命人生观”的书，第一次引导她考虑起人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才知道为人民、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工作才有意义。恰好这时他们正在苏北一个小城演戏，一夜之间，新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新四军发现他们这个上海来的小剧团，郑重其事地派人向他们慰问，送来了生活必需品，主动提出和他们开会联欢。联欢会上，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使她耳目一新。那显然不是为了向他们宣传新排练的，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边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联欢会后，她几次到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来访问，打听解放区的各种情况，打听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人们友好地、耐心地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最后，她终于问道：“共产党为了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吗？”人们告诉她：“象你这样，只叫作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不能真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不是一直在自食其力吗？况且在现阶段，民族资本家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剥削者本人，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革命队伍也真心欢迎。我们部队里还有起义军官当指挥员呢！”
新四军发放路费送流动剧团回上海，俞洁自动地留了下来。她有了新的生命。
由于连日来艰苦行军、有病，也由于出于解除忆严小高两个人负担的好心，她急于摆脱困境，想到了迂回前进的方案。来到这个店里，帐房先生几副面容，几句言辞，把她忘怀了的那个世界的面目，又记忆起来了。
一天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决定依照忆严说的路线追队伍，哪怕死也死在干净的战斗生活中。
她爬起来，整整衣服，准备动身。忽然外边一阵嘈杂，乒乒乓乓上门板下幌子地忙乱起来。她走到门口，正碰上慌慌张张的帐房先生。
“国军的队伍进了村，您留步吧！”帐房先生心神不定地说，“我得跟士绅们去碰头，商量送慰劳款，免得队伍进入店铺民宅。您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免得出了事，我见到老财主不好讲话。”
他认定俞洁是某个地主的少奶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