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学习写小说，总想找些奇谈巧遇，写出来令人“拍案惊奇”。近年来认识到真实和朴素的价值，就想极力避免那些太过于戏剧性的事件。所以迟疑再三，不愿写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东重访少年时工作的地方，住在某县城招待所里。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间客房，不两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识了。我隔壁住着两夫妻，男的有六十多岁，女的四十多岁。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声，女的有说有笑，满院子都是她的声音。男的早出晚归，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过分入时，在这小县城里颇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买鸡，买肉，买苹果，就在门前一个煤火炉上烧菜或是在井边洗衣服，再不就凑到人堆里扯闲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传达室和看门的于老汉闲谈。于老汉认识字，从《新观察》上读过我写的访日短文，就跟我打听日本的情形。谈话中间，那女人来了，于老汉招呼她坐，她摇摇头仍在门边站着，满有兴趣的听我闲聊。我对她没多少好印象，这时正和老汉谈日本的吃食，并没睬她。可是我正谈到兴头上，她兜头来了一句：
“你净是胡扯，那地方不怎么样！”
咦，这真奇了。我既不是对她说的，她又没到过日本，怎么能说我胡扯？
“他们日本人好东西也做不出好味儿来，挺好的鱼，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恶心！做汤连点油也不放，放些小干鱼儿，恶腥气！”
我有点生气的问：“还有啥不怎么样的？”
“见人就鞠躬！整天坐在硬炕席上，还叫你跪着坐。我偏不，故意伸直腿把脚丫子冲着门！”
“这么说你去过日本？”
“才回来没半年。本来说住到年底的，我说啥也不住了，俺老头没法，跟我提前回来了。”
这时候于老汉才插嘴告诉我：她的老头，就是那个满身油垢，整天不出声的人，是日本人，大伙叫他城山先生。地区汽车修造厂的技术员，到这儿的汽车修理厂帮忙来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的装束有点扎眼，毛衣和筒裤都是货真价实日本产，比北京街头留长发蓄胡须的哥们身上地道的多。
尽管对这人印象不好，但觉得自己态度也过于不逊了。我忙向她让坐，并打听她怎么会嫁给个日本人的。
“我三十岁时死了男人，想找个没结过婚的，工资高点的，人老实点的，年纪大点的。中国人里找不着。就他合适。”
“你在哪儿找着他的呢？”
“不用找，他一直跟我在一个厂。我没进厂他就在那个厂了，从一解放他就在那个厂工作，是从解放区进城来的。”这时一阵劈劈啪啪的泥水声，城山先生从外边回来了，打着一把破伞，鞋子夹在腋下，赤着两只脚走到门口，朝我们看了一眼，几乎看不出的点点头，又朝里走了进去。
“喂！”夫人尖叫了一声，把头伸出门去，“你把伞在外边先落，把脚涮干净再进去！”
城山先生站住脚，毕恭毕敬地听完，一声不响地走到井边涮脚去。夫人说是要给老头子打酒，赶到井边，一边数落城山先生出门不带雨鞋，也不想着多穿件衣服，从他手里把伞夺了过去。进屋拿了酒瓶，一阵风跑出了招待所大门。
城山先生引起我职业性的兴趣。我请县委开了介绍信，去汽车修配厂访问他。
汽修厂的厂长老姜，原来在地区厂里和城山同事，请城山来帮忙，就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面子。他一看介绍信很高兴，倒象要访问的是他本人，一口气介绍了城山许多好处：在战争时期就参加我们工作了。不怕危险，认真苦干，责任心强……总之，是个有觉悟的国际朋友。他有日本国籍，可是拒不接受额外照顾，只和中国工作人员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等待遇。退休以后，四处帮忙，从不要补差之类。
我问：“日本侨民有几次分批回国，他怎么不走？”
老姜说：“战争年代他为什么没走我不知道，建国初期我才和他在一道工作，那时他说中国才开始建设，正需要技术人员，他不能走。后来生产上正轨了，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当时日本生活很困难，失业的人不少，他又没走。再以后，他在这儿成了家，而且离退休的年纪也不远了，当然就更不走了。”
“现在既然退休了，可以回去了吧？”
“今年他回去一次，大家以为他是先去看看情况，安排一下，以后回国。可是一年的护照，他三个月就回来了。”
“为什么，就为他爱人过不惯那儿的生活？”
“据他爱人说是这样，可也不象，也许中国这点退休金拿到日本不顶用，也许……谁知道呢，这个人近几年越来越沉闷了，一句正经话也说不出来！”
等姜厂长领我到现场去找城山的时候，已经离中午吃饭的时间不远了。城山正躺在一辆旧福特下边修车。老姜喊了好久，他才把头仰面朝天地从车下探出来，说：“正干着活，你叫啥哩？”——说的是地道的鲁中土话。
“有记者访问你！”
“这是干活的时候，又不是会客的时候。”
他说完不等回答，又把头缩了进去。
碰了个钉子，我有些扫兴，对老姜说：“咱们回办公室等他吧！”
老姜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车间。这时城山在身后喊了一声，满脸油污的追了出来。我俩就站住了脚。人们总有点好奇心。院子里几个干活的人看见日本技术员喊住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活来观看。这时他走近了，笑笑说：“刚才正在节骨眼上，停不下手来，对不起。”
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语说：“能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算采访，只想和你谈谈心……”
他脸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声。
我又说：“我也才去日本回来不久。”
他摇摇头，用山东话说：“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关西口音我听不懂，咱们说中国话吧！”
我又一次有些扫兴。我的日语水平虽然很低，但这几句话还不致于说错。他既听出我有关西口音，怎么会听不懂内容？我又用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和他交谈的兴致已经淡多了。老姜要去向干活的工人交代什么事，我便约城山下午再谈，再次和他告别。城山忽然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轻金属工厂当过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说：“是啊！”
“认识个城山信一郎吗？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细地看他。他说：“在招待所我就怀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谈，我去找你！”
我怀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脸相依稀还象，可是神态、性格完全不是那一个人。
轻金属工厂，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矿藏的一家工厂，技术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学徒是中国人。我是到那里当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桩跟在测量的人后边钉桩子。日本人给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给我两角五分钱，扣了住席子窝铺和吃窝头咸菜的钱，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钱，干几个月不够买双鞋。穿苦力们不够用度怎么办？把头教我们偷，偷了工厂的东西他负责收买，不必自己拿出去卖，这样少点危险，可是他收价很低，偷一把钳子只给五个鸡蛋，偷一个小电机也不过给一条蓝布裤子再加一双鞋钱。我年纪小，不敢偷大家伙，只能捡点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场外边干活，我进车间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新电筒，随手揣到了怀里，急忙溜了出来。约摸快到下班时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桩打成捆扛回窝铺，一个小鬼子气的满脸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来！”
我害怕了，两腿发抖，脸涨的象火烧，求救的眼光投向把头。把头原来在指挥我把木桩捆好，现在他自己却看也不看我，抢过我手中的木桩用绳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并不抓着我，只是在前边领路，不时回头看看我。他有十八九岁，穿一身战斗服，洗的发白了，又落满了黑砂。戴一顶战斗帽，帽子前角一个窟窿，后边毛了边，挂着线头。穿一双分指的水袜子，也露出了小脚趾，只有屁股上别的那毛巾是新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日本人。他一句话不说，领我绕过办公室，往石灰矿那边空旷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见打两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东西，送勤劳部、警备队，那是要灌凉水上老虎凳的。他现在不打我，当然是要送我进那里去了。
这时正下中班，人们纷纷往厂外走，我不好执拗。过了会儿，看看周围没人了，我停住了脚。他走出四五步，听到后边没有脚步声，也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走！”
我说：“不！”
“走！”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不要问，跟我来！”
“先生！”我哭了，把手电筒从怀里掏了出来，“我还给你，还给你不行吗？”
他走近了我，扠开两腿，伸开胳膊，摆出副角力的姿态：“你这么小，为什么学干下流事？”
“我，我没有钱，妈妈病了，来信叫我寄钱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来，扠腰站在我对面。“你们家没别人挣钱吗？买药靠你这个小东西？”
“我没有爸爸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靠妈妈给人洗衣补衣生活，妈妈一病没人挣钱了！”
他沉默了一会，把腿收拢了，稍息站着，指指那个电筒。
“这个你能卖多少钱？”
“把头也许给三角，也许给五角，由他给。”
“这够买药的吗？”
“我不敢偷值钱的东西。这个也不是偷的，我见它放在窗台上，随手拿的！”
“嗯！”他找一块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挠着头，想了一阵，摆摆手说：“你坐下！”
我规规矩矩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等着他教训我。
他把屁股后边的新毛巾拽了下来，想了想，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随手拿起那个电筒：“这是公家的，不能给你，这毛巾和钱是我自己的，送给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钱。”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里却流下泪来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泪说，“我也没有父亲，妈妈把我给了伯父。后来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赶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在安东半工半读学的技术。我也没有钱，钱寄给妈妈了，不然我还会多给你一点。我们作朋友吧！”
我惊奇的看着他，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原来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妈妈，也会痛苦，也会同情别人。我以前是把他们看作只会打人、骂人，没命的喝酒撒疯，也没命的干活的兽类的！我间他刚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处置我？他说想把我拉到没人地方，审问我是不是偷了电筒，谁知还没问，我自己就掏出来了。我说，在哪里不能问我？干吗要到没人的地方？他说他丢电筒这事不敢叫工长知道，工长知道了也要揍他的。这又是一个意外，原来日本人也会揍日本人，而且他们也怕挨揍。
这以后我再和他见面，总是笑着互相点个头，互相说句“噢哈友斯”，并按习惯把“斯”字拉的很长，但并没成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龄也相差一大块，怎么交朋友？——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差距和四十二与四十八岁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后者相差年龄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龄的三分之一，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