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你认识个陈三同志吗？”
我被他那副派头镇住了。连忙摇头。
他用了个我熟悉的姿势招招手说：“来！”
他领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见来势突兀，不声不响的溜了。那汽车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领我拐进一条巷子。先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再走进一个墙豁口，就看见一群光膀子穿短裤衩的人，在围观一个人爬在地上用头拱球。那人用头拱一下，球滚出去十来步，他追上去再用头拱，每拱一下，场上就爆炸似的响起一片笑声。
领我的小战士喊：“老陈同志。”
“别咋呼！”一个战士说，“他打球输了，正挨罚呢！”
这时那人拱着球已绕场快一圈了，有几个人喊：“行了，行了！算通过了！”也有人喊：“不行，说的三圈，少一圈也不行！”拱球的人坐在地上，抬起半个身子，满脸通红的笑着说：“不行，非拱完不算。你们输了也别想耍滑！”说完他又一本正经的拱起来。
人们又笑。我也加入到这个欢乐的旋涡中来了。那球终于滚满三圈。拱球的人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高举两臂喊道：“噢！完成了！”那样子好像不是挨完罚，倒象得了拱球冠军。人们给他送去了茶缸和毛巾。领我来的小战士趁机过去对他说了什么，他擦着汗朝我这望了望，急忙跑了过来说：“真是你！刚才你看汽车时我看很象你，我叫助手在车上等你回来，没想真是：忘了我了吗？城山信一郎！”
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还怀疑这人是不是那个城山信一郎，他个子高了，嘴上长了短短的胡子，满口山东话，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军衣军鞋，连一点日本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我说：“你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他说：“没有。同志们开玩笑还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说：“唉，你没看他干活时候那股犟劲，还象个鬼子兵！”
他从墙根石碾上抓起军装，迅速的穿好，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请我到他住处去。路上我问他：“你入伍当兵，怎么到了这里？”
他详细地把怎样被俘，怎样参加了解放军的汽车队来到了山东的经过告诉了我。他现在除去开车，还兼技术教员。
我说：“看来，你短期内不回国了？”
他说，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区服务的侨民回去，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拒绝了，因为从参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共产党并没把他看作敌人，甚至也不把他当作俘虏。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责来。他是知恩必报的。他愿一直服务到全国解放再回国，这一生总算作了件有价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两人住在临街的一家民房里。汽车队不用背着背包行军。他又有技术津贴，组织上分到战利品也会照顾他这个国际战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顿比过年还丰盛的午饭：美国罐头，花旗桔子汁，燉了一只鸡，还有他们车队带来的熟牛肉。我头一次见到划根火就能把罐头底点燃烧汤的美国军用罐头。那盒里除去饼干、果酱、牛排，还掏出来两支香烟一包汤料。除去我们三人，城山又招呼来了队长和指导员，后来又拉上了房东老大爷，来了次热热闹闹的真正的会餐。
吃饭时，为了增加点欢乐气氛，我说起在轻金属厂认识城山的历史。谁知刚提个头，城山脸红着把我打断了，连说：“别提那个，再说你要把我这点欢喜心情破坏了！”临走时，他送我出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讲咱们过去的友谊？这并没什么不好嘛，你那时对我的态度就和别的日本人不同。”
“没什么不同！也许更可耻些。侵略者还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该用伪善来骗人！”
我奇怪的说：“你那时是伪善的吗？你只是个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为什么不在日本干活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工资高。一样的技术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多拿几倍钱！这钱是从中国工人手里抢来的！再说干的什么活呢？不是为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资源吗？我不认为只有日本军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国人的血。我这样的人手上也不干净。可我还同情你，劝你不要偷东西，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想？这么作？你说起那些事来我难过！这两年我学习不少东西，开始学着作好人了，别再提过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
对这次见面，我和同志们议论了好几天。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人思想转变，所以很兴奋。本来是约好互相通信的。但我因为忙，一直没给他写，也没接到过他的信。不知是他也没写，还是写了我没有收到。时间一长，我以为他会回国的，也就不写了。
我从汽车修配厂出来，又走了一两个地方，在外边吃过饭刚回招待所，城山便来敲门了。他叫我上他那屋去谈，说喝水方便。我以为他夫人会招待我们一下。过去一看，茶、烟虽摆好了，她却不在。我问：“夫人呢？”他说：“赶庙会去买东西了。她走了倒好，免得我们说话她瞎打岔。”
我开宗明义就问他：“上午在厂里，为什么我用日语跟他打招呼他那么不安，而且说听不懂我的话？”
“我习惯了，从不在人前说日语。在地区厂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我们俩见面也不说日语。”
“怎么会养成这个怪习惯？”
“*****。”
“*****也冲击到你头上了？”
“没有，大家对我很客气。领导上，包括军宣队，对我也很客气。不过是朋友们都远离开我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跟我来往。厂里只我们两个日本人，当然还要谈谈说说，可一说日语，旁边的人都瞪圆了眼睛盯着你，充满了怀疑和反感。我们就约定不再用日语。一个外国人，事事要人提醒多不好！”
“这么说，你当真把日语全忘了？”
他摇摇头：“我思索的时候还用日语。我只有这一点还是日本的了，不能把它忘记。”
说完，他沉默下来，目光有点黯然。
为了打破沉寂，说起我去年到日本时的观感，讲那里的工作效率，管理方法，新型建筑，物质文明。他听着，偶尔也附和着说一两句：“是啊，变了，全变了！”但兴致始终没有重打起来。我说：“你也变了。战争年代我见到你，你是很开朗，很活跃的，怎么现在这么郁闷？”
他笑笑说：“老了，我六十多了。”
我说：“我也五十多了，可心情还很年轻，常常忘记自己是年过半辈的人。以致孩子们总说我不象个爸爸！”
“你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吗？”他脱口而出说，“我总是作客人！从小时送给伯父起就作客人，整整一生。有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有时候是受到亲切关怀的客人。可总是客人。”
说完，他又沉闷起来。
我在咀嚼他这几句话的含意，没有再向他提问。身在异国，总有一种作客的心理，这不难理解。但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真是由于女人的原故？
“我不久前回去了一次！”他仿佛听到我心中无声的提问。“发现我在日本，也还是客人，也许比在中国作客人更糟。我在这儿到底是熟客呀！而且主客之间相处的还融洽。在海那边，我却是生客。唔，实在是比客人的地位更糟。”
我不再提问。我发现这个人越问他越不肯开口，让他沉默他反会自己耐不住讲起来。
果然，不一会他又慢吞吞地说起来。
中日建交之后，他联系上了自己的母亲，得知他的两个弟弟都在战争中死去，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他想回去奉养她，可是他有了老婆，并且抱了一个孩子。带两个外籍亲属回去费点事，他老婆也不大放心。女人再粗，也有她精细的天性，她建议先办理探亲，回去看个究竟。
今年春天，他和妻子两人回去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没见过面的儿媳按日本风俗郑重地行了初见礼，邻居们、亲戚们轮流的来探看，请宴，热情是够热情的了。可他总觉得这热情后边还有点什么冷冷的东西。人们总是找个题目跟他打听旧事：大正年间这村着过一次火，是从你家烧起的吧？噢，不是，是昭和三年呀。不是从你们家，那是谁家？对了，是谷川家，谷川是你们东邻吧！怎么，是西邻？瞧你这记性，真好。我记得你那时还小得很，常在你家南边那地里捡稻穗！怎么，你家南边没有地……人们查来问去，仍不放心。写信把他在北海道的伯母找来了。伯母见面之后，一下就肯定他确是城山信一郎，同时提出他早已过继在她的名下，应当去继承她的宗祧。因为伯母的儿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需要有人照顾晚年。于是两个老妯娌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你当年养不起时给了我，现在要人扶持了又想要回去，这不合法；一个说你早已把他撵出去了，从小一个人流浪到中国，怎么现在还有脸来认亲？城山表示两位老人可以同住，都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两个老人却都说：“人只有一个母亲，你说你承认谁？”他很为难，只好回中国来，让他们去协商出头绪来再说。
我听了笑起来。
他问：“你笑什么？”
我说：“这些家务琐事，值得你情绪如此灰暗吗？”
他叹了口气：“你把事看简单了……”摇摇头把下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从门外传来了城山夫人的说笑声：
“这些老农啊，可真不怕钱扎手，就这么一只鹅，要我九块钱，还说不定是黄鼬咬死的！韭菜呢，简直是论根儿卖了……”
她推门进来，先朝我点点头，转脸就问城山：“炉子捅开没有？”
城山有点紧张了，站起身说：“我以为还早，现在捅也不晚吧！”
“你看看，哪个老爷们象你！支一支动一动，拨一拨转一转，我告诉你，你们日本那套大男子主义在我们这儿可行不通，我们是解放妇女！”
城山笑笑，拿起铁筷捅火去。这女人一边从草篮里往外掏东西，一边对我说：“要不是看这个老实头孤零零的可怜，我真想跟他散了！外国人，就是跟咱们的人不一样！”
我本来就对她印象不好，便毫不客气的顶他一句说：
“工资挣的多，又没负担，又是头婚，不好找呢！”
“工资多是前两年，现在一个社员种半亩韭菜就比他挣的多！没负担？他妈现在就揭不开锅了！我叫他接到中国来，他说老人生活不习惯。回日本？这点退休金在中国是个钱，到那儿连十颗白菜都买不到！喝西北风啊！日本的西北风比中国的稠乎啊？”
我问：“老太太以前怎么生活的？怎么一下会揭不开锅？”
她说：“以前不是说他战死了吗？政府发抚恤金哪！他忽然活着回去了！人家不光不发了，还叫赔以前发的三十多年的，加在一块一二十万，把我卖了还不够还帐的呢！上回有个地方来信，叫他写材料，说明他是怎么离开军队的，为什么没进俘虏营。我告诉他，就说真城山死了，他是冒充的。叫他们接着替死城山发抚恤金。他不去日本，不当日本人，这些年不也活过来了？”
这时城山进来，报告火已捅好，她提着鹅走出去。对我说：“他上午告诉我了，你们是老朋友，你在这吃饭吧，难得有个他愿意说话的朋友来，你多开导开导他。”
城山显然已经听到她刚才对我讲的话了。坐下后慢慢地说：“过去他们估计我死在战乱中没有统计，现在发现我还活着，认为我算是自动离队……”
我说：“你可以解释一下。”
“我解释什么？”他呼的一下站起来说，“我一家人弄成这样，应当是发动战争的人向我解释！我什么材料也不写！你开除我的国籍吗？你能把我身上的日本民族的血液抽出去换上别的什么吗？我大不了在这世界上永远作客人，可我还是日本人！”
他坐下来，缓了口气，有点颓唐地说：“我爱日本！”
我说：“你也并不总是作客人。在解放战争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没拿你自己当客人，我们也没拿你当外人。”
“是的！所以我退了休还工作，不要补贴。工作的时候，我安心，我满足，我踏实，这比钱可贵。我为工人阶级工作……”
他们预备了好几样菜。夫人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我们就一起动手。女人一边数落他，一边给他挽袖子，打下手，甚至拧热毛巾替他擦汗，把沾在胸前的肉屑替他摄下来。我发现这女人虽然粗俗，倒是当真体贴他，爱护他的，所以到吃饭时，我端起一杯酒来说：“朋友，你说你到处作客是不对的，在这个屋里，你不是主人吗？”
“是的，是的！”城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嫁给个外国人，是件烦恼事，我很感谢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扯这些干什么？”女人带点撒娇地说，“反正我不叫你一个人回去！”
“我回哪儿去呀？”城山喝了酒，用力的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
这晚上，我好久好久没有合眼，想把它写下来，又觉得太戏剧性了，不象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