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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归途趣闻(1 / 2)

?一路上大家欢天喜地,谈笑风生。虽然因二狗的死而伤心难过,但毕竟是打了一次胜仗,见了一次大世面。当晚就到了义和团“蓝灯照”的营地。弘姑带领大丫、二丫等几位女将先去各处巡察一番,然后回来与众人共进晚餐。饭后,弘姑问洪川与桃姑是否参加义和团一事,洪川说:“当年不是常听师父说,要‘灭满兴汉’,‘反清复明’吗?怎么现在你们的口号倒变成‘扶清’了呢?”弘姑说:“此一时,彼一时,日下洋寇四起,各据一方,虎视眈眈,大有瓜分我中华之势。清军无力抵抗,我们若打出‘反清灭洋’的口号,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如何得以发展。为了保全自己,又能抵抗外侮,这是权宜之计了。”弘川思索片刻说:“听你所言,似乎也有些道理,然行小变而失其大常,倘有一日清军反咬一口,将如何是好?”弘姑默然。

正在这时二丫来报,说:“虎神营那边传话请师娘过去议事。”弘姑跨上马命大伙押着带来的钱粮一起去虎神大营去了。

弘姑走后,周小莺来到洪川跟前说:“师父,我想跟师娘说一声回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二老年事已高,我又没有三兄二弟的,不知可否?”洪川说:“这是人之常情,当然可以的。”小莺又说:“这路途遥远我又不知父母现在何处,师父能陪我一起前往吗?”洪川想了想说:“当然可以,好歹我现在又没有什么大事,我送你去巢州,顺便回去看看孩子。”小莺听了甚是高兴,大伙说着话一直到了深夜,弘姑才回来,一进门大家就问长问短,打听着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只见弘姑紧锁双眉,坐在那里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大伙也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着,这时洪川说:“有什么事,说出来大伙商量商量,不要一个人装着。”

弘姑将头巾取下,将脸上的长发向后捋了捋,说:“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当年的山东巡抚敏贤大人,他一直痛恨洋人,扶拳为团。他叫我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因此山东义和团才出现风起云涌之势。今日得知,敏贤被贬,清廷又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他到任后,血腥镇压我义军,上面的意思是为了减少损失,我们必须马上北上,转战津京,以避锋芒。”

说话间,又有人来报,说:“虎神营那边有令,要求各门、团整装待发,黎明前出发。”弘姑立即命二丫姐妹传令下去:“按照大营命令,各地做好准备,不得有误!”

这时,周小莺悄悄来到弘姑身边,提出求师父送他探寻父母一事。洪川说:“此地离安徽甚远,她一个女孩上路,不太放心,自己顺便回去看看孩子,此乃两全其美之事,等办完事之后,我便立即赶往津京寻找你们,你看如何?”弘姑说:“这样也好,回去看看孩子。”又转过脸来问桃姑,“不知师妹有何打算?”桃姑说:“愿随师姐一路北上,侍奉于左右。”弘姑非常高兴,于是在天亮之前,弘姑带着大队人马有桃姑侍卫左右取道天津。洪川则与小莺取道安徽。洪川、弘姑夫妻一次短暂的相聚之后又各奔南北了。

话分两头,先说洪川与小莺一同上路。二人一合计,小莺提议,先去武城看看她的义父母,再打听一下是否有船,顺便坐他们的船到扬州或镇江,然后转去南京,这样最为方便。可是事不凑巧,二人赶到武城家里一打听,二位老人刚从上水下来,在家休息两天就又走了。小莺只得拜托邻居问候一声,说自己有事,于是就同洪川师父一同来到河下,周小莺在这里跑过几年码头,人缘又好,很快就找到一个船家,正好他们是去杭州的,必经镇江、扬州。船上还有两位客人,也是一男一女。大家正好一路同行。于是上了船,当晚船家就拉帆启航了,因为这两天特别辛苦,洪川与小莺一上船就早早睡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起早餐,一叙话,原来那位五十来岁的男的,姓方,名伯儒,是个来往与京杭两地做生意的。而那女子是从沧州上船的,姓袁,是来沧州探亲的,看上去也是书香人家,举止言谈颇为得体。小莺一听是从沧州来的就赶忙打听“得月楼”的近况,袁小姐说:“我不住城里,离沧州还有几里来地。只听说‘得月楼’已几易其主,其他就不甚清楚了。”小莺也只得罢了。

洪川听说那方先生是从京津来的,正赶上弘姑她们已去天津了,于是就问起那边的事情来。那方先生一听问起这事,倒像是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奇怪。长叹一声,便滔滔不绝起来:“看来你这位先生,也是刚刚出门或者是不问世事的人。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一个国家了,你知道中法战争吗?你知道中日海战吗?耻辱啊,耻辱啊!告诉你,现在香港九龙与山东的威海是英国的了;旅顺大连是俄国的了;广州的广州湾是法国的了;山东青岛与胶州湾是德国的了;台湾与澎湖是日本的了;外国人的势力遍及全国各地。

“这还不算,”方先生有些激动,他喝了口水,接着说,“美国佬也不甘落后,据传美国总统麦金莱给国会的咨文说:‘对中华帝国沿海省份的一些地方被几个欧洲强国所控制,美国并不是袖手旁观者。’你听,你听,都来了。我们不久恐怕就要当亡国奴了。”

空谷足音,洪川有些愕然,如听天书一般。说真的,他下山以来,听到如此多的有关国家的消息,这还是头一次,忙问:“先生,这是真的吗?大清国那些当官的,当兵的呢?”

“管个屁用?”方先生有些义愤填膺,“小小的一个法兰西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倭寇,也打不过。人家讲究实学,讲究强军。中国却在讲究八股,你看那些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一旦做了官,你想想,地方哪里会治好,国家哪里会强盛?国家不强,哪里能对付得了那些有洋枪、洋炮,有先进战船的强国。我认识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当着我的面说:‘各国就要来把中国瓜分了。’你看现在不就是吗?牛先生你恐怕不看报纸吧!看了你会睡不着觉的,不过还是不看的好,省得烦心……”

洪川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国家命运的高谈阔论,不觉也有些愤愤然。看方先生那激动不已的样子,似乎带几分安慰的口气说:“先生,你做你的生意,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那方先生把眼睛一轮,“先生,那你就不懂了,没有国,哪有家,国家都亡了,还做什么生意,那还不尽做受气的生意。我说个故事你听听,这也是那位传教士告诉我的,‘说日本人占了台湾之后,在台湾行的政令:第一,不许台湾人说中国话,不许用中国文字,一律要用日本语,用日本文字,不学就拿去法办,原因是叫你忘了祖宗;第二,是不准台湾人走路边上,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意思是台湾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在路旁恐怕会偷店铺的东西。’”说着,说着,方先生把桌子一拍,弄得大家猛的一怔,“你说可恨不可恨!你说我做我的生意,还做什么生意,这还是人吗?再说大清这些当官的,有几个是真才实学干上来的,都是花钱买来的,捐来的官。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跟我一样做生意。他们那手段,那牟利之心,比生意人还龌龊,还利害呢!”

方先生好像是遇到了知己,好像是被压抑多年的火山,一下爆发了一样,慷慨陈词,说得气喘吁吁。洪川连忙给他倒上一杯水,递过去。他接在手中才慢慢平静下来,坐到小凳上。坐在另一边的袁小姐笑笑说:“先生,在中日海战中,我们也有几位将领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呀!你说是不是?”

方先生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嗵”一下又站了起来,走到船舱外,忽然又折转身来,把双手一摊,说:“大小姐,有什么用,那个老太太整天只听他的大臣们在家里山呼:‘万岁,万岁,万寿无疆!’一见洋人屁都不敢放一个,只知道割地,赔款;还有一个大红人,只知道到处去签字、画押,靠那几个人去卖命有什么用。你知道一个军政大人曾对丁将军下过一道军令是怎么说的么?”

方先生扭过头来直面袁小姐,说:“原文是,‘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你听,你们听听,打胜了也要惩罚你,那,那不是叫你打败了才好吗?你们还听说那日本鬼子,在占领旅顺后,绑了数千中国人于一处鸣枪肆击,又用乱刀乱剁,直到体无完肤为止的事吗?连西方报纸都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面,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呢?’报上还说,在李大人同他们签订合约时,李大人请求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了,何以着急?’可日本人却说,‘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呢!’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丧权辱国!丧权辱国啊!”方先生又激动起来了。洪川与大伙听了也为之动容。

这时小莺插话说:“方先生,现在义和团和清军一道,不正与洋人打的凶吗?”

“姑娘,这你就不懂了。那是老太太拿老百姓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当枪使。前一阵子,不也有一股读书人在闹变法维新吗?结果怎样?老太太不答应,最后还不是,囚的囚,逃的逃,死的死吗?义和团,我看老太太一翻脸,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算老太太不翻脸,你想想人家是洋枪、洋炮,义军是大刀、长矛,锄头,镰刀,能打过人家吗?那义和团口口声声念叨什么:‘铁布衫、金钟罩’‘刀枪不入’,姑娘,告诉你,那个时代过去了。你恐怕没有见过那枪和子弹吧,可厉害啦!”

洪川听了觉得方先生说得许多话很有道理,不免为义和团和弘姑她们担心起来,问:“方先生,这样看来中国没有救了,我们当亡国奴当定了?”

这一问,倒把那方先生问得平静起来,坐下来,又喝了口水,长叹一声,说:“说中国要亡呢,一时恐怕还亡不了。你看那义和团就叫洋人害怕。我年纪大了,已是末路人了,没有用了,希望在你们英年有为的人身上了。”他望了望洪川与袁小姐,接着说,“如果你们都能学好本领,忧国忧民,中国可能还有希望。总而言之,中国不亡便强,不强便亡,断不会有气无神的永远这样下去……”

正说着,船家叫吃饭了。大家又说说笑笑的吃饭了。饭后,洪川示意小莺给方先生倒了杯水,递过去,他打心底佩服、敬重这位萍水相逢的先生。

一天以后,彼此都熟识了,说话也就更随便了。原先受那方先生的一段愤世疾邪的陈词所感染,弄得大伙都危襟正坐的,现在反觉得好笑,觉得这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这两天小莺与那袁小姐也越说越投机了,话也就多起来了。

这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意,守着一盏油灯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后来小莺问起袁小姐的事,又引出一段故事来。那袁小姐说:“现在大家也不是外人,说出来也不怕见笑,我这次是接了母亲的电报,才回沧州的。因为我一直随父亲在杭州读书,家里只有老母亲。前几天,母亲突然去电报叫父亲回家,父亲是生意人,又近年关生意忙,于是就叫我回家一趟看看。你们猜怎么着,我一到家,母亲大吃一惊,问我现在怎么回来了。我说不是你打的电报吗?我母亲可气坏了,直跺脚说,‘好了,我知道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袁家的祠堂有些地方坏了,要修葺一下,要花的钱也不多,可我那叔爷爷,我们那里叫叔公,凭着自己是长辈又是族长,非要我家母亲承担这笔费用,说我家在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都是祠堂的老祖宗保佑的。我母亲不服气,说是他们长辈欺悔她,拿她一个女人在家,不作数。我到家听母亲一说,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主动到了叔爷爷家里,说这钱我家全出了没问题,只怕是出力不讨好,因为这祠堂是大家的,不能把这份对祖宗的情义被我一家独占了,怕别的子孙不高兴。自然是这样,倒不如把这钱拿来孝敬叔爷爷您老人家了,那修葺费该摊多少,摊多少,这样里外都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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