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叔爷爷一听，放下烟袋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看，你看，读书人就是明白。不然我怎么一定要你爹回来呢。孙女，别怪我，你家那电报是我发的，光打电报就花了三千多钱。”我说：“好说，明天一并奉上。”果然第二天叔爷爷拿了一个名册来了，只说你家愿出多少，就写多少。我一看有人写三千钱的，有写五千钱的，我就写了一个八千钱元，并顺手塞给了叔爷爷一包小烟，外加打电报的钱。那叔公用手一捏里面有货，就乐滋滋的噘着小胡子走了。
后来我母亲又跟我商量，说把家里的几亩田卖了，给大伯、二伯家种了这些年，一年到头不给地租，还说是应当的一样，一句人情话都没有。我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当年的同学家，想卖给他家，那家也答应了，回来一说，你猜我那大伯、二伯怎么说，‘卖什么田，先有亲房，后有当家，要卖也得卖给我们，谁家也买不去！’我母亲说：‘人家一亩田愿出十块大洋，你们只要出八块，就卖给你们，还不好吗？’你猜我那二伯怎么说：‘一块，一亩，还便宜你们呢？像这样的买法，我们一个铜板不给，也行！’
袁小姐说到这里有些愤怒，“你们听听，这是什么亲房。后来我和母亲商量着不理他们，再去找我那同学家，可人家说：‘不买了，不能买，有钱不买冤家产。买了，今后也种不安。’你看，你们看，这不是硬讹着咱家吗？后来我跟母亲说，算了，让他们种去吧。回去跟爸爸商量一下，接你去杭州住算了。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周小莺听了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真是太不讲理了！”洪川也有些愤愤然。可那方先生却笑笑说：“袁姑娘，忍了吧，古人云：‘能忍者，自安，忍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记得有本书上说：‘寒山问舍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舍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关键是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袁姑娘，”方先生又说开了，“你说你的伯父不讲理，我敢肯定地说，也会有人在他们面前说，‘就这么着，看他母女俩怎么办。是谁不讲理，越有越算，还说什么理不理呢？可那真明理的人，你向他们诉说，请他们讲句公道话，可他们一是缄口不开，至多是说一句，‘哎呦，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蛆虫还往肉里钻呢？’说不定还冒出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来，你说是不是？”
袁小姐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拍着手说：“先生，你怎么知道的，你真神了。你怎么连他们说什么都知道呢，你怎么看的如此清楚明白呀！入木三分，入木三分。”
“哈，哈哈哈！”这是船家与那方先生的笑声。洪川与小莺听了觉得有些道理，但似乎也有些不可思议。
又一天的晌午，大家都休息去了。洪川觉得没有睡意就过去跟船老板搭讪闲聊，在谈话中得知，他们这种大船是专门为大清朝皇家运粮食等各种物资的，一年要跑数十趟。其后的时间，他们也可自己做点生意，这顺带的散客一般都是熟人、老主顾，生人是决不带的。在说话中，那船老板不经意地说：“先生，你别小看那方老头子，他是我的老主顾啦，他当年可当过山西大同的县大老爷呢，现在不干了，改做生意了，他的生意也特别‘贩书’。”他指着船上一摞摞整齐的货物说，“这些都是他的货，你没听说过吧？”洪川也觉得这人特别，做‘贩书’这种生意，他还是头一回听说，从他的举止言谈中，也可见他确实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读书人。
晚间，洪川有些好奇，想弄个明白，于是又为方先生沏了茶，双手奉上说：“方老先生，听船老板说你当年还是位朝廷命官，山西大同的县大老爷，在下冒昧问一句，后来怎么就做起生意来了呢？”
方伯儒一听提起旧事，更是感慨万千，接过茶，饮上一口，摇摇头说：“古人说，‘貧不说当年富贵，老莫说少年英雄。’，往事不堪回首，说来话长，还是不说的好。”
坐在一旁的袁小姐、周小莺听说方先生还做过大清朝的官，兴趣也来了，都撺掇着说：“老伯说来听听，说来听听，让我们长长见识。”
方伯儒看了看大伙说：“这事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叫，‘性情决定人生’，我的性情就是决定我不是做官的料。”接着他清清嗓子说：“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先是升了员外郎，后又升了郎中，放了个山西大同县令的补缺。到任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想要为国分忧，为民办事，于是就学起古圣先贤，微服私访，去体察民情。说来事有凑巧，该我时蔽，一日，在小城的一家酒肆中，遇见了一个人，我一见就起身要走，谁知被那人叫住了，非要我在他对面坐下，并大声说：‘客官，咱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你一桩事，你说说当今山西这位抚台大人德政如何？’
“我一听傻了。你道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山西抚台呀！他也是青衣小帽，微服私访，咱俩正好碰上了。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这明摆着是要让我在众人面前给他长脸嘛！可那时我年轻气盛，对这位大人在山西的那一套早就看不惯了，又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睁眼说瞎话，让人嗤笑我呢？于是我也就当着众人的面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几次面）说：‘客官，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要我说假话呢？’那抚台说：‘当然要说真话。’
“我说：‘如今我们山西那抚台，据说在京里不过是上了几道条呈，靠人长得标致，又会巴结，这才放了个缺，来到山西的。’旁边就有人说有这等事，可那抚台说：‘这与施政没有直接关系呀！’我说，‘他这人一到任就铺张扬厉，要办这个，要做那个，可后来什么也没做，此人是言之有余，行之不足，或者是根本就未曾行过。比如去年山西有多处受灾，他口头上说，要关心灾民疾苦，减税免税，可背地里又说，各地税收一分钱一粒粮不能少，你看这不是嘴上君子吗？再如禁烟一事，下扎子说禁烟，可越禁，抽**烟的人却越多，你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出一个禁烟的方法来，这不又是空谈施政吗？另外他以权谋私，铺摆浪费，搜刮民财就不用说了。’我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食客们抚掌大笑，可那抚台大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还得强装笑脸也跟着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拂袖而去。”
“天哪，你这不是捅了大漏子吗？”袁小姐担心地说。
“是呀，我也知道捅了大漏子了，说不定哪天一张奏折我就完了。你们猜我怎么着？我来个先发制人，干脆写了个辞呈，把大印往公案上一摆，挂印走了。反正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官了。”
“你不当官啦！”周小莺有些惊讶。
“不干了，小姐，你可知道当今这官场简直不堪入目，要做官就得拿钱。这大小官都有明码标价的。钱多，买大官；钱少，买小官。做了官还要会巴结。人家巴结不到，你巴结到了；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除此之外，这做官还要学会卑污苟贱，把良心搁到一边，放出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这样的官才能做得好，坐得安稳。你说像我这性子能当官吗？还不如做个生意，将本求利，这样坦然。”说到这里方先生大有‘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出淤泥而不染，’的感叹。他在船舢板上渡了个来回又说，“我是读书人，牛兄弟，实话告诉你，在官场上也混过几年了，难道我就不知道‘知白守黑，智圆行事，’的道理吗？可我一见到那些伪君子，我就忘了这些处事道理了。所以说到底还是性情使然，性情使然。所以这就是性情决定我的人生了。”三位年轻人听了这一席话，觉得方老先生在滔滔不绝中确实道出了人生的许多道理。
这时那袁小姐又问：“方老伯，你做这卖书的生意能赚到钱吗？”方先生说：“小姐，你觉得我卖书全是为了赚钱，非也。我是想叫年轻人多读些好书以明理呀！你看现在这般读书人，他们都读些什么书，买些什么书？什么言情的，最好是艳情的，什么才子佳人，公子受难，小姐养汉的抢手好买，可有几个去读《经世文编》、《史记》、《汉书》”他随即从身边书堆里取来一本书说，“这书叫《富国策》中国现在有几个读书人知道这本书。不读这些书，不当亡国奴那才怪呢？”
方先生又有些按耐不住内心的豪情了。洪川忙起身接过书，看了看，又忙着过去给先生倒水，把满满一杯清茶递过去，笑着说：“方先生，不要生气，喝杯水。”并转身过去对船家说，“老板，今晚多准备些酒菜，我请客。‘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方老先生讲得太好、太好了！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
说真的，同船这三位年轻人，也确实被方先生的一席话所震动。他们打心底里深深佩服这位饱经世态历练，然豪情不减，傲骨犹存，大有侠义情怀的老先生。
不一日，船到镇江。洪川付了船钱与小莺要下船了。大家在船上相处了数日，人熟识了，真有些舍不得呢？临行前，那方先生一再叮嘱说：“洪川兄弟，路上小心，现在从上海到芜湖可能有洋船了，那船又快又稳当，你们下船打听打听。”船行了老远，方先生和袁小姐还站在船头挥着手呢。
果然现在从南京到安庆都有洋船了，那船又大又稳，舒服多了。洪川与小莺从芜湖登岸，这一天终于到了巢州。周老板夫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女儿，父女，母女相见真是悲喜交集。小莺就把如何投水遇救，如何遇着师娘，如何投奔义和团，如何杀了仇人，师父又送她回来的事细述了一遍。周老板和周大爷好说歹说留住洪川过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洪川提出要回老家看看孩子。周家夫妇又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洪川辞别众人，回到家乡，到姐姐家里一看，一切均好，于是歇一宵，又去故居看了看，然后辞别姐姐、姐夫就又匆匆赶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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