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浦分公司地处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最偏远的郊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孤零零的四层小楼突兀地处在国道旁，国道的另一侧是个并不热闹的镇子，除了不远处高速路的高架桥，方圆十公里就鲜少有更高的建筑了。
近看这四层小楼会发现它实际上“L”型的，贴满了马赛克瓷砖的墙壁显得非常老旧。这栋至少又年历史的老房子，向着大路的一面是办公室，另一面是外露的走廊，L型走廊围住的，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院子。这院里十几间办公室装着南浦分公司一半的人，另外在镇上的个营业点各有一名经理和七个员工——全体南浦员工不过余人。
可就是这样全市最小的分公司，近几年的业绩却稳居市公司排名第一，这都得益于未饱和的农村市场提供的红利。市场需求充足，工作也就没那么大压力，加上员工多为有房有车的本地人，富足安乐一直以来都是这里文化氛围的最大特点，这也反应在每年获评的荣誉上——“员工最幸福单位”奖牌挂满了饭堂半个墙。
大院里还有一栋窄窄的楼，这栋大家称之为“副楼”的四层小楼，通过二楼的天桥与主楼连通，每层楼的大通间都紧锁着的门窗，显出少有人进出的痕迹，据说也是坐满了人，不过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这部分人跟着业务“独立”出去了，如今只做仓库之用。
对面的L型主楼就要热闹得多：一楼是宽敞的饭堂，二层是大小功能不同的四间会议室、洽谈室，三层是各部门的办公室，四层是领导们和负责综合支撑的办公室，“L”型短边上的那间是健身房，沿着窗边摆着几台过时的健身器材，正中间有个落满灰尘的乒乓球桌和一个破旧的台球桌。两栋楼都是单面的，每间办公室靠外墙的一侧都有几扇大窗户，主楼的窗外是小镇，副楼的窗外是一座被改造成文化公园的小山坡，门都向着半个足球场大的院子开放。
正对着大门的小假山把院子分割为两个部分：一边是办公区域，另一边是停车场，停车场和假山中间，靠着后院墙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一个标准网球场。这边儿，两栋楼中间有个造型颇为别致的小池塘，池塘很浅，养着的十几条锦鲤也个头纤细，池塘周围的草地上错落着三株高大的木棉树，木棉树稀疏的影子下散落着高矮有序的亚热带观赏植物，穿过一圈两三米宽的嫩绿草坪，跟着就是办公楼下的水泥地了，水泥地也很宽敞，足够并排可以停下四辆小轿车，这条平整的老水泥路从大门连通着办公楼、网球场，一直延伸到停车场。
两位研究员对新的工作环境甚为满意。“弥漫着自由的气息！”站在小池塘边春天的晨雾里，任文深吸了一口气。
任文的办公桌在四楼办公室靠门口的工位，主要是方便隔壁的刘洋随时招呼，这让程伟很羡慕——他在副楼一楼仓库旁边狭窄的隔间里有个勉强称得上“工位”的地方，这里光线还好，只是罩着那张破旧磨损的办公桌，显得有些寒碜。房间里还有一张供保安轮班休息的双层钢架床，不足平米的地方塞得满满当当。
“还算——温馨，毕竟，你除了每天接送刘洋他并没有其他工作。”任文说着安慰的话，在门口往里望了望，却不进来，撇着的嘴明显是不满意。
她自己那份看似高大上的助理工作其实琐碎极了。
根据提前周密的安排，刘洋的体温、心率等基本体征数据会通过改装过的手表实时传递回实验室，实验室会进行分析后反馈给任文，她需要在每个整点查看反馈报告，如果数据异常，她则要根据意见调整用药……刘洋吃很多药，它们被装在透明的瓶子里，上面贴着的机打标签提示那是对付脑溢血后遗症的药物。
根据要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刘洋与人沟通交流中任何大的神情变化都要抓拍记录，任何自发性的语言则要连同语境记下来，并对比已知的参考数据初判情况，参考数据库主要是刘洋在之前任职中的各类讲话、发言、谈话资料，研究员们从中分析出他的逻辑和思维习惯，将其模型化，形成“数据库”，存储在实验室那台分析仪中，随时与现在的情况进行对比。关于刘洋日常的记录需要每4小时发回实验室，如果实验室对比数据库判断出一些不妙的情况，需要特殊处理，她将在一个小时内收到一份快递……
在刘洋的已知里，任文是绝对可信任的人之一。除了每天吃药的时候要任文看着，他鉴于对自己病愈后“哪里怪怪的”这种不放心，每天工作中可能使用的语言文本都需要跟任文先试着讲讲，遇到开会时要念任文提前准备好的逐字稿，长时间的会议则需要任文像翻译一样坐在身后及时提醒。
此种谨慎自律在同事们眼里是种很不错的“领导风格”。
新领导总是眯着眼睛笑呵呵的，见到谁、听到什么话都只讲“好好好”，以至于因抗排异药物长在眼角耳根的许多小肉瘤虽然看起来恶心倒也不让人觉得怕，很快大家就说“刘洋是个好人呢”。领导是个好人，那他什么习惯都是被接受的。
刘洋的工作习惯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他从来不“串门儿”，既不去巡视下属的办公室，也不去其他副总那里闲聊，可以说，除了去洗手间、开会，几乎不出自己办公室的门。那门缝里持续不断飘出来的烟和玩手机时突然爆发的一阵毫无克制的大笑是南浦分公司存在一把手的唯一标识。
而大多数人“认得”新领导都是在饭堂。一楼的饭堂有七张台，两个镇上来兼职煮饭的阿姨每天点到点提供味道还算不错的午餐，样式不多、每天不重样，荤素齐全。
刘洋是湖北人，原本极爱吃辣，现在却怕辣味的菜，可吃着清淡的却总是哼哼着：“不好吃。”却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好，或许他的味觉对辣味仍然残留着记忆、渴望。他原本是个左撇子，现在则时常把筷子拿在右手，比划两下，又换去左手。这些下意识的反应说明意识跟躯体表达的习惯有冲突——任文记录着。
吃饭这种最简单的事情，成了记录里最让人头疼的那一项。刘洋总是一口接一口的塞东西，伴随着“咕噜咕噜”的声响，如果不是看得真切，简直会以为他在下一秒就要噎死。吃到最后，刘洋总会直接端起盘子往嘴里扒拉。“老板吃饭真香！”“这吃相，怕是后遗症吧？”“诶，别看了！”……被大家围观了几天后，两位研究员决定每天中午给他送餐到办公室，让他独自吃饭。
根据实验室对此的判断，他所表现某些复杂动作以刘洋残留的习惯为主，几十年来机体形成的肌肉反应成了一种本能，而某些简单动作则是那只猪的。这说明，猪的意识仍在大脑皮层的条件反射层面起作用，这些意识对其躯体的指挥权仍然被躯体本能左右。好比是给一辆奥拓换了法拉利的发动机，或者给法拉利换了奥拓的发动机，车身的承载力与性能不匹配。那个意识正在努力地与躯体融为一体，不确定谁适应谁，谁被谁改造，最好的结果是两者交互进化。
对于刘洋种种“问题”，两位研究员只能做简单提醒，不能做任何干预——要让他尽量自由发展，莫青强调过。
最开始的几天是让人手忙脚乱的，两位研究员不仅要“关照”刘洋，还要努力进入工作状态，至少让周围的人相信他们是正经来上班的。
上班的个小时里，任文紧绷着神经一刻都不敢放松，程伟会在她不得不去做“岗位工作”的时候帮忙对接实验室，两个人配合得倒也流畅，不曾出什么差池。约莫过了一个星期，两个研究员的“节奏”终于理顺，时间也就宽松起来，任文在办公桌上养了盆石斛兰，程伟则关在小房间里，美滋滋地搞学术上的老本行。
“喂，你不能干‘私活’哦！”任文提醒他，谁知程伟神秘地笑了笑，接着转过电脑屏幕给任文看——那是刘洋办公室和家里的监控。
“你自己接了一路？”任文指监控线路。
“哪里敢？老板让我发挥聪明才智，给你减轻压力，我就提出来这么个方案，他就同意啦！”程伟得意地笑起来。
“怪不得这两天你都出现的很及时……”任文说。
组织还上给刘洋安排了一位男护工宋钦，他的真实身份是实验室认知科学方向的博士生。这个最会照顾女孩子的学霸人尽其才——负责刘洋的饮食起居。“生那么大的病，医生吩咐还要在观察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点，宋钦讲着这句“台词”，同时给刘洋贴上传感器、连上记录仪、安排他睡觉。程伟则在每天点半开着刘洋的商务车去家里接，晚上再给送回去，两个人每次交接工作只需互相使个眼神而，颇为默契。
宋钦系着围裙、带着手套，正忙着把刘洋的三菜一汤端上桌，他瞥过程伟一眼，似在摇头、又像在叹气，偶尔还夸张地捶捶自己的腰，那藏在厚厚玻璃片下的眼神儿经常在说：你小子又白领一天工资，不无羡慕。实际上程伟这个看似最轻松的分工，远没这么简单。
刘洋现在是局长，处级干部，虽说不至于一天一顿酒，一周有个两次也是难免的，这个时候，程伟都要严防死守，自己不喝，也不能让刘洋多喝，所幸大家都清楚刘洋是喝酒喝去了一趟鬼门关，并没有人主动劝酒，可遇到酒局陪着熬时间还是个问题。
有次饭局上的人实在太能侃了，程伟找不到机会撤退，眼看就到了惯常入睡时间，刘洋就那样坐着迷迷糊糊要睡着了！程伟慌忙地打发围观者：领导身体不适，下午服了药有些反应……说话间赶紧扶着他出了包间，打发走了热心人，喊上三个酒店服务生，四个人各拉一只手脚，生拉硬拽地把他拖进了车里。第二天说给任文听：“我这胳膊还疼呢，快给我揉揉。昨天拖他的时候，还真是像那天咱们在屠宰场看到的那只敲晕了的猪……”
“看看自己的双份工资，你这点工作量就烧高香吧！”
“对了，文姐你也别开车了，你是领导助理，我可以同时接送你们两个啊！”程伟坏笑着。
“去你的，我才不搭猪的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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