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蒂奥雷克暴厉恣睢：“更可气的是军事科技的落后。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
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
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
由此导致了战术理论迂腐落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于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思想和作为，都一律反对；靠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而一举成名的康拉德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
认为“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奥地利军队对战争付出如此之多，却又如此欠缺战术能力，其主要在于深受康拉德的影响。他曾亲自为奥军汇编教范。”
“最大的悲哀就是军事人才方面堪忧：军事上，我们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Age），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
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还在报考军官，仅仅是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大公补充道。
艾贝尔有征兵的经历，他哀叹：“军队基层面貌无语：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对打败塞尔维亚充满热情，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都在逃避兵役，把参军打仗这种事情丢给地位卑微的平民百姓去做。
上了年纪的人发现自己上了前线，不少人年龄都在42岁以上，在家里都是已经做了父亲的人。年轻力壮的那帮家伙却留在后方，把守桥梁和车站。征召医生更是引发严重问题，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农村地区。那些地方通信条件极其简陋，马匹、推车和马车都被军队悉数征用了去。
更头疼的是德意志籍人占大多数的军官团几乎无法使那些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的士兵迅速搞明白他们的各种指令……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
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
“奥匈帝国的农民军队，他们由不同民族组成，信仰各异，语言不通，只接受过最基本的军事训练。指望这样一支部队去打一场工业化战争，实在是异想天开。
因为奥匈帝国由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组成，正是这些经常因为矛盾爆发冲突的各个民族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极为复杂的军队。奥地利军队只好按照殖民地军队的方法管理，指挥斯拉夫步兵冲锋陷阵。这样复杂的军队，在面对残酷战争检验时，很难团结一致，更遑论生死与共。
康拉德为了进攻塞尔维亚，特意从斯拉夫少数族裔中征兵，组织部队。维也纳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妙棋一招，让斯拉夫人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这样一来就能增强哈布斯堡帝国臣民对帝国的忠诚。”大公总结。
“我要严正揭露军队高层的腐化。”艾贝尔义愤填膺：“根据内政部掌握的情报，阿尔弗雷德·雷德尔将军是奥地利陆军情报首脑，但也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同性恋者和被俄罗斯帝国成功策反的间谍。
一九一〇年俭省著称的未来的第4集团军司令官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慷慨激昂，揭露这一歪风：
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还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
然而，在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这位正气凛然的帝国名将也因贪污于1915年受罚……
“《孙子兵法》第三篇《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大公你是个明白人，但是你了解其他国家吗？比如俄国。”我问。
“知之不多。”大公很坦诚。
维特根斯坦殷殷期盼：“已经很不错了，在我们帝国，能如此深刻了解自己的人，您是唯一的一位！希望您能带领军方尽快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与时俱进！”
“谢谢激励，我会在我有生之年鞠躬尽瘁。”大公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波蒂奥雷克也热血芬腾：“在英明大公指挥下，我辈当勇往直前，战无不胜，不负皇恩！先干了这杯，待会儿我们还有保留节目，男人都喜欢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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