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黄土永远是干的，风刮过的时候，细沙像刀子一样削人脸。我们村子里的人活得和黄土一样干瘪，一样沉默。死亡在这里不是什么大事，常常发生，有时为了半袋黍米，有时只是为了一眼不对。
我们管他叫“先生”，不是学堂先生那种，是“智慧先生”。他来到村子那年，我才七岁。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我爹刚把我娘的头按进井里，说她偷看了邻家男人。我躲在柴堆后面，透过缝隙看见那奇怪的人影从村口慢慢走来。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背着一个同样洗得发白的布包。他的步伐缓慢但稳健，脸上刻着数不清的皱纹，但眼睛亮得惊人，像是把我们村所有井水里的月光都收进去了。
“有水喝吗？”他的声音温和，像秋日午后的阳光。
我爹松开我娘的头发，警惕地打量他。村里不常见外人，偶尔路过的货郎或逃荒的，也都匆匆离去，从不停留。
“你是哪里的？”我爹粗声问。
“走路的。”他说，“走了很多年，很多地方。”
我娘从井边爬起来，浑身湿透，一言不发地去灶房舀了一瓢水。先生接过来，慢慢喝完，然后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小的布袋，倒出几粒种子放在掌心。
“你们的地，可以长出更多东西。”
我爹嗤笑：“我们种了六代人了，你懂什么？”
先生没争辩，只是蹲下来，用枯枝在地上画。他画的是水渠的走向，是我们从没想过的样子。几个村民围过来看，有人嘲笑，有人沉默。
三天后，他还没走。他在村西废弃的土屋里住下，开始用他画的图挖渠。起初没人帮他，但第五天，李寡妇的小儿子饿得走不动了，先生从土屋后面端出一碗糊糊给他。人们发现，他居然用我们从未想过的办法，在荒地上种出了吃的。
渐渐地，有人开始跟着他学。
先生教的不只是种地。夜晚，在他的土屋前，人们围坐，听他说山外的世界，说星辰的走向，说水的循环，说人为什么要善待他人。他说的话，像在干涸的土地上滴下的雨，一点点渗进我们龟裂的心。
“智慧不是知道多少，”他说，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河，“而是明白自己知道得太少，愿意一直学下去。”
王老倔第一个反对先生。他是村里的“判事”，谁家有事都找他断。他断事的方法简单：谁家男人多、力气大，谁就有理。先生来的第二年，王老倔的儿子打了邻村的一个人，差点打死。对方来讨说法，王老倔要带全村男人去火拼。
先生站在两群人中间。
“死了一个，就要死第二个偿命，”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然后第三个为第二个偿命。等村里的男人死光了，剩下的人怎么活？”
有人喊：“那也不能被欺负！”
先生转向打人的青年：“你为什么要打他？”
青年昂着头：“他瞪我！”
“他为什么瞪你？”
“我...我哪儿知道！”
先生慢慢说：“昨天你去邻村，是不是撞倒了卖陶罐的老汉，罐子碎了没赔？”
青年愣住了。
先生从自己包里拿出几个铜钱——我们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递给邻村来的人：“代我赔给老汉。至于打人的事，”他看向王老倔，“让你儿子去老汉家干一个月活，补他损失的工，如何？”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件事可以不用血来解决。
先生在我们村住了十年。十年里，他教会我们轮作，让地力不竭；他调解了二十几桩可能出人命的纠纷；他教孩子认字，虽然只有最简单的几百个；他说服我们在村口挖了一口深井，旱季也能有水。
但他也改变了我们村里一些“老规矩”。比如不能再把女婴丢进后山沟，比如不能因为怀疑通奸就把人沉塘。这些改变触怒了一些人，尤其是王老倔。
“他在毁我们的根！”王老倔在祠堂里拍桌子，“没有这些规矩，村子早就乱了！”
可越来越多人站在先生那边。连我爹，那个把我娘按进井里的人，也开始在喝酒打人前停顿一下。我见过他有一次举起凳子要砸我娘，手举到半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狠狠把凳子砸在地上，自己蹲下去抱着头。
改变像春天的冰裂，缓慢但不可阻挡。
然后，先生老了。
他来的那年就已经不年轻，十年过去，背驼得更厉害。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没像往常一样开门扫雪。我那时十七岁，已经跟了他六年，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我推开门，发现他躺在土炕上，呼吸微弱。
全村人都来了。李寡妇哭得最伤心，当年若不是先生，她和她儿子早就饿死了。王老倔也来了，站在人群后面，表情复杂。
先生睁开眼，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最后落在我身上。
“记住，”他的声音轻得像雪花落地，“智慧是种子，要在合适的土壤里生长。但如果土壤变了，种子也可能长出毒果。”
我不懂他的话，只是哭。
他走得很平静，像睡着一样。全村人为他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按他教我们的新规矩，不烧纸钱，不放鞭炮，只是每个人说一句他教给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