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耳垂的热度没有退，像有一根烧红的针从内侧往外顶。我抬手碰了一下，指尖传来湿漉漉的触感，像是渗了血，但摸出来是透明的液体，带着一点铁锈似的颜色。
我坐回桌前，把降噪耳机戴上。这是林小满上个月寄来的，说是能隔绝九十九分贝以下的噪音。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播放一段白噪音。可那声音还是来了。
“转三次钥匙，你就能见到女儿。”
不是从耳朵进来的。它直接出现在脑子里，清晰得像有人贴着我的颅骨说话。语调平稳，没有起伏，却每一个字都往深处钻。
我摘下耳机，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在喉咙里的摩擦声。那句话又响了一遍，节奏和我心跳对上了。
我打开笔记本，想用铅笔写下这句话。笔尖刚落纸，整张纸突然变得滑腻，像被水泡过，字迹晕开成一条黑线，迅速爬向页边，消失在装订孔里。
我盯着那几个消失的字，后背发冷。
这句话不该存在。我没跟任何人提过“女儿”这个词。母亲档案里的记录显示她三十岁才生我，之前从未结婚或登记抚养关系。可这栋楼里，似乎有人知道我心底最深的位置——那个被反锁在童年屋子里的小孩，一直等着大人回来开门。
我翻出背包里的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存着我昨天录下的所有环境音。几秒静默后，我的声音响起：“四月十六日，档案馆确认‘钟楼计划’存在，母亲参与项目设计。”接着是翻纸声。再之后，没有任何杂音。
但我听到了。
在录音的底噪里，有极轻微的震动，像是某种机械运转的余波。我把耳机插进录音笔，调高增益。那段低语再次浮现，和我此刻听到的一模一样，甚至包括那微不可察的停顿。
它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它早就在我身边，只是我一直没听见。
我猛地合上录音笔，手指压住右耳。皮肤下的热感变得更明显了，仿佛有东西在耳道深处蠕动，缓慢地往里钻。
灯闪了一下。
我没有抬头。我知道它会闪。每分钟七次，不多不少，和我的脉搏同步。墙里的滴水声也回来了，一滴一滴，落在金属盘上，像某种计时器正在倒数。
我抓起背包就往外走。
楼梯间灯光昏黄，张美兰正弯腰拖地。她的拖把横在三楼转角，红布条垂下来，正好挡住上方的监控探头。她抬头看我，眼神没躲，也没惊讶，就像一直在等我出现。
“它咬住了？”她问。
我没回答。她已经朝我走来，手伸向我的耳朵。
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但她动作更快，一把夺过我挂在脖子上的降噪耳机。下一秒，她抡起拖把柄，狠狠砸向墙面瓷砖。
“啪”的一声，耳机外壳炸裂。一团漆黑的东西从残骸中弹跳而出，黏在碎塑料上抽搐。它通体乌黑，表面泛着油光，形状像一只放大了的水蛭，前端有细密的金属齿环，尾部延伸出几根银丝，其中一根连在我的耳道口，正随着脉动微微收缩。